“软现实主义”这个概念和以前的直奔主题、风格直露的“硬”现实主义构成了有趣对照，其中有一个艺术史的背景。它的当代性很明显。现在需要的是，把这个概念逐步建构起来，把一些倾向性的东西做得更加清晰。因为一般受众听到这个概念，并不了解具体内涵，可能会以为和当下流行的情调性的东西相关，从而对“软”这个词作想当然的理解。另外，除理论阐释外，这种建构还有一个重要方面是创作。有年轻艺术家介入其中，他们的作品很有想法很有活力，本身就可以有多义的阐释。我们在理论建构的同时实际上也是变得更加开放了，艺术家在实践方面也可以按照各自的理解去做。“软”本身是一个很有弹性的字。
从中国现当代文艺史来看，美术界和文学界的情况很接近，尤其是从“延座”确认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以后，它们之间相通之处很多。“文革”结束后也是如此。在创作倾向上，不少文学、艺术作品都体现出对经典现实主义的反拨，挑战当代文艺中以“高大全、红光亮”为标志的现实主义霸权，但是命名的方式有同有异。比如文革结束之初的“伤痕文学”与“伤痕美术”，85年的“新潮小说”与“新潮美术”或“85新潮”，以及在现代主义新潮之后，各种以“现实主义”命名实际有“后现代主义”倾向的文艺思潮。如在87、88年间小说界就出现过一个“新写实主义”的创作现象，它强调零度情感、冷漠叙述，创作中尽量减少主观的抒情的议论的成分，美术界则有刘小东、俞红等人强调叙事性与照相写实主义的“近距离”甚至“零距离”。之后文学界以调侃、戏拟和狂欢为主的“痞子文学”，和美术界方力钧、岳敏君等的“玩世现实主义”，也有某种相近的时代风气影响的痕迹。至于文学界先锋派文学“回归现实主义”现象的出现，则表明过去一个时期神化文学的自足性和形式化精英化倾向，一定程度上已得到校正和检讨，文学重新介入“现实”的呼声在增强。美术界“软现实主义”以“现实主义”相号召，同时又以“软”把自己与“硬现实主义”相区别，和这种文学思潮也算异曲同工。
“软现实主义”这个概念的提出很重要。这是因为在学术研究过程中，很多现象是被遮蔽的，如果没有好的概念、术语和命名，有些现象没办法得到有效阐释。特别是当下的一些艺术现象，再用过去的术语来阐释总觉得不到位。谭天对现当代美术史尤其是毛思想美术的脉络梳理得很清楚，他很明白当代艺术是走到这么一个关口了，用“软现实主义”这个词，有很强的针对性，是对以革命现实主义为主流的传统现实主义或硬现实主义、以新潮美术为代表的现代主义、以玩世现实主义和其他后新潮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的“发言”。当然，更重要的是对“现实”的发言，对被遮蔽的处于“失语”状态的“现实”的发言。
软现实主义其实还可以有其他界定方式，比如说“后现代主义”和“后现实主义”。后现代主义是一个西方的概念，当然现实主义也是西方的概念。在西方，后现代主义面对的是现代主义的霸权，中国的霸权不是现代主义，而是现实主义或“硬现实主义”的霸权，革命现实主义或者说毛思想美术的霸权或领导权。软现实主义不是去反对这个霸权，而是这个霸权是事实存在。我们用“软”来回应“硬”。如果以革命和批判为号召的“硬现实主义”是“现代”的，那么以告别革命和不批判为标志的“软现实主义”就是“后现代”的。
软现实主义与西方意义的后现代主义有联系，又有区别。后现代主义认同商业化，它就是商业文化的产物，也是对商业社会或后工业社会与消费文化本身的一个理论建构。葛林伯雷提出“文化诗学”的理念，用“谈判”（Negotiation）、“交易”（Exchange）等词，描述艺术生产与社会之间的调节和互动关系，认为艺术作品是艺术家与社会“谈判”的产物，与商业社会通过“交换”获取“通货”的行为没有本质区别。这显然是对商业化与社会规约的妥协。葛兰西提出妥协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是必须的，他觉得妥协和谈判是一个有建设性的词。过去的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往往通过暴力夺取政权，现代的左派则希望用妥协的方式渗透，不再是暴力革命和激进、打倒的方式，而是用迎合的方式，逐渐地瓦解你，解构你。这就是后现代式的妥协。只有在不断解构这一点上，它是不妥协的。而软现实主义，显然不是解构一切的，更不以解构为目的。它的不妥协正是为了在解构之后不断地建构。
现在的问题是需要多重的反省。首先是我们现在的评判尺度过分西方化。实际上中、西并不是一对完全对立的概念，在今天没有纯粹的西方存在，也没有纯粹的东方存在。这里不能把东方、中国、传统、毛泽东等概念理想化，不然民族本位，民粹主义就出来了。我们应该意识到我们的文化中有混杂的东西。就如中国传统的诗文画评是一种直觉式、印象式的批评，这是因为在当时评价对象和理论批评的背景是完全是合拍的、吻合的。但为什么我们今天不再用神韵、妙悟、格调、性灵等概念和术语来评价作品呢？因为我们面对的对象已经改变了，而理论都是从对象、现象中产生得来的，当时绘画理论就是从当时的绘画作品中产生的，然后再用理论评价作品，这样就比较合辙。到今天，由于东西方的交流，一切都变得混杂、多元，而且各种理论还在不断地本土化和世界化。马克思主义也好，毛泽东思想也好，中国特色也好，油画也好，国画也好，油画山水也好，政治波普也好，实际上是掺杂了很多东西，中国的现实已经是和西方杂糅在一起的。像西方有理论家说后现代主义来自于中国，因为后现代主义中一个重要的政治事件就是巴黎的六八学生运动事件，或所谓“五月风暴”，这个运动就是受“文革”的影响，所以不少西方学者都认为后现代的源头在中国。这就说明了事件之间是相互影响的，我们很难找到一种纯粹的东西。但有一点，就是我们现在的评判标准过分西方化，却是要警惕的。“延座”以后强调过民族形式和喜闻乐见当然有社会动员与意识形态对立的考虑，其中有很多问题需要反省；但“文革”后“走向世界”或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主义，以及90年代以来以投合西方对中国的想像为目标的东方主义色彩的后现代思潮，基本上是以西方之所是所非为是非，在打破传统壁垒和官方霸权方面曾经发挥过正面作用，但不顾现实语境无限放大造成的误区带来的后果也是有目共睹的。
这涉及到一个全球化的问题。现在不少国家似乎都用本土文化来对抗全球化的浪潮，因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的特征被慢慢抹掉了。实际上全球化就是美国化，美国的流行文化是一种很低俗又很有冲击力的东西，它直接作用于人的本能欲望。全球化在欧洲各国也被抵制，有时是一个负面的词。我们对这种思潮表现的同质化和暴力性不能视而不见，因为无论是艺术生态还是文化生态，差异和多元都是必要的，是基本的、前提性的。
同样的逻辑，我们对于自己的观点，我们的民族，我们的理论和创作都应该持一种反思的态度。反思不是不坚持，而是跳出来看看自己，不断反省不断追求不断放弃。为什么毕加索的作品可以有永远的生命力，就是他不断地自我否定。这点我们也应该学习，就是在坚持的同时意识到自己是可以被否定的。在几次的诗歌讨论会上，我都谈到我对自己的价值观是怀疑的，我时常感到困惑。而在我认识的人里面感到困惑的人太少了，大家都觉得自己坚持的是真理。真理和现实的背后其实有各种权力关系。“现实”是很复杂的，当我们出于不同的动机、用不同的话语去阐释，去叙述“现实”的时候，“现实”就呈现出不同的样子。 “现实”往往不是按照我们看到的，而是按照我们阐释的样子、想像的样子存在和呈现的。而且即使是“看”，也有一个角度、位置、视野、身份、心境的问题。也就是说，不存在一个“本原的现实”。我们要意识到自己的主观性和主体性，以及这种主观性和主体性的局限。我们不是“一切”，而只是“多”中之“一”。
这样，一方面我们需要坚持，另一方面我们要对自己的坚持保持一种反省的态度。这也是后现代主义所提倡的所谓“自反性”（reflexive）。我想这种自我反思、自我克服、自我超越的立场和处境，对于软现实主义同样适用。这也是置身后现代的语境，软现实主义在理论、方法上的当代性的表现。就是说，它不只对“当代”发言，而且发言的方式也是“当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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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于睿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