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由：《一个人的3040——王林图·书·展》于2012年9月29—10月7日在重庆黄桷坪501艺术基地举办，邀请北京、上海、广州、西安、昆明、贵阳、成都、重庆诸地批评家、艺术家到场。因该展活动与王林40年从教30年从事艺术教育有关，故约请相关人士茶话教育，题为“从艺术教育看中国教育症候”。约定每人只谈“你认为中国教育特别是艺术教育最大的问题何在”，究其一点，不尽其余。故有此坐而论道之举。
特约主持：皮道坚
一、“让学生记住这些谎言是没有意义的”
皮道坚(华南师大美术系教授、批评家)：记得90年代顾丞峰曾做过一次 “中国美术教育”笔谈，在《江苏画刊》上发表，我的题目是——《开放、前瞻与学术公正》。当时文化语境和教育条件是封闭的，我提出的主要观点是要打破各个学科之间、传统与现当代之间的壁垒，要向前看。之所以提出“学术公正”，是因为当时政治对学术的干预比较严重，前卫性的、探索性的艺术在学校是不被公正对待的。现在回头来看，联系当下教育形势，改变很大。如果我要再说的话，第一，艺术教育要“去行政化”，现在行政干预太厉害了；第二，要打击学术腐败。从课题经费到学生招生、从职称评定到学术成果，学术腐败和我们的经济环境有关，和行政化有关系。
贾方舟(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秘书长、批评家)：我认为中国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没有通识教育。什么是通识教育呢？就是让一个国家的大学生能够有共同的知识基础和文化背景，形成一个青年知识分子的基本价值观。我把它们归纳为：普世价值、自由追求、独立思想、人文关怀。对中国教育来说，我们有的是政治课，恰恰没有通识教育。我们没有教给学生“人类文明是什么？人类如何由远古走向现代？这个文明过程给了我们什么启示？”所以我们现在教育出来的人，非常个人主义，自私自利越来越严重。美国能培养出来像比尔·盖茨、巴菲特这些慈善家，不是个人行为，而是教育成果。他们通过自己的才智赚到大钱，最后不是用这些钱来挥霍，而是用来回馈社会，让大众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得到提高。这就是普世价值，是中国最缺少的。我们不能再延续这样一种教育了，戈尔巴乔夫在政时取消了历史课考试，他说“让学生记住这些谎言，是没有意义的”。
王端廷(中国艺术研究院美研所研究员、批评家)：中国有一个特殊现象，就是所有成功的艺术家都有美院背景，都是从美术学院出来的，但导致他们成功的观念和语言都不是美院教的。80年代，从陈丹青到罗中立、从徐冰到蔡国强这些人，都不是美院教出来的。我在思考，我们的美院到底给学生教了些什么东西？办美院的意义在哪里？美院确实存在观念僵化、技术落后的问题，美术教育跟艺术创作有一个巨大的时间差，至少20年以上。现在艺术教学有一个重要内容，叫做下乡采风写生。我们非得到农村去体验生活，这是西方库尔贝那个年代的创作观念，即描绘眼睛所见的景观，描绘自然景色和民众生活。随着照相术的发明，整个20世纪特别是塞尚以后，艺术史已经背离了这种创作观念，而我们的美院教育依然在坚守这个观念。这样一来，对人类心灵、人的灵魂的挖掘，就缺位了。对抽象艺术，对超现实主义艺术，也是缺位的。学院教育仅仅把一百多年前的那一点点东西给学生，而我们已经处在后工业化时代。我们为什么不能发现城市生活中的问题并试图面对它呢？我们现在住在城市，心却不在城市。中国艺术教育与世界当代艺术对话时，根本不在一个层面上，这在全球化时代是非常尴尬的。
李一凡(四川美院外聘教师、影像艺术家)：我是外聘代课教师，在川美油画系代了几年课，又在新媒体艺术系代了几年课。一个学生告诉我，没车没房还要谈恋爱这太不道德了。由此可见成功学对美学范畴、对伦理范畴的入侵已经到了何等地步。没车没房你连生儿育女的权力都没有了，我们还在讲精英教育。精英教育并不是要把每个人弄成成功人士。油画系的教育不是扩招以后不认真不努力，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把所有当代艺术理解成说明书似的技术手段，理解成为从事艺术的功能性结果。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艺术教育都是为了成功，我们是不是到了应该警醒这个问题的时候。
第二点，基督教特别是新教改革，重要意义是自我定义和自我组织。当时旧教那么厉害，新教是怎么和它对抗的呢？恰恰就是自我定义和自我组织。对于今天这个体制，想各种各样的办法都很正常，但最重要的是要有自我定义和自我组织。组织不是一定要去革命，革命的价值已经被斯大林主义给粉碎了。我们怎么来做自我定义，当代艺术做到今天是有自我定义的。老栗在宋庄就是一个自我定义，结果做成创意产业大家都去捧场，但已经忘记了自我定义的作用。这是整个艺术教育最核心的问题，我们绕来绕去都没有离开成功学的影响。
王小箭(四川美术学院美术系副教授、批评家)：现在有两个系统：治理老师的，治理学生的。治理老师的系统是一个奴化系统，让你没有办法，不断扩大默认度。治理学生的以学生会为小朝廷，争那点残羹剩饭。老师对上面没办法，对下面也没办法。我做了很多尝试，艺术数据网带学生来做，有学生下来说我是奴役他们。但我跟他们一起打地铺，女生睡在床上，哪有这样奴役学生的？学生说老师你课下说实话，上课不要说实话——学生劝老师别说实话，这就是谎言教育的结果。对此我很无奈。
中国没有公民教育只有满嘴仁义道德，如果用艺术教育取而代之呢？艺术教育是更高的德育，有朋友说到灵魂的问题、人文的问题、神性的问题，应该把这样的教育带到教堂上来。没有路径，只能做点个人努力。现在的确缺失一个环节，就是系统的当代艺术研究。我们看西方图像学研究，从帕诺夫斯基到米歇尔，一大堆著述。还有物质研究，弗雷德、丹托等等。上一代人有历史局限性，留下了精彩片段，但系统论述非常欠缺。对于美术史论专业的人来说应该有所努力，通过阅读经典来提高教学水平。
二、是扩招问题还是别的问题
陈 默(川音美院外聘教师、《大艺术》杂志执行主编)：过去艺术院校在全国高校所占人数的比例，大致是千分之一。推算今天全国大学生六百万，艺术院校在校生应该是六千人。实际情况是全国两千多所大学，基本上每所大学办一个艺术院校或设计学院。每个学校按五百个学生计算，就是一百万人。适合不适合学艺术，不是艺术院校决定的，也不是教育制度决定的，决定在你的父母，给了你什么基因。艺术院校学艺术要学有所成，对社会有所贡献，能做与艺术相关的事，而不是全民普及艺术。另一个问题是学生扩招了，老师没有扩招，教学质量不是提高了，而是在下降了。以前一个院校，比如说500个老师，大约一千个学生。现在呢，还是那500个老师，收了两万个学生。还因为特定的社会背景，大家“向钱看”，很多老师没有集中精力教学。老师原来教5个学生，可以教得很好，结果给他50个学生，没法教。本来油画系一年招10个学生足够了，现在招100个。毕业后发现，毕业生里只有1%可以画画，99%都不知去向。
皮道坚：陈默刚提到的问题非常尖锐，确实是现在美术教育目前的招生情况。很多原来不想学艺术，因为成绩不好，考不上大学，全都拥来考艺术院校。由此形成了一种“考试经济”，考试经济是对艺术教育很大的腐蚀，很多教师去办班、招生，不少学校通过办班费、招生费为老师谋福利。整个儿是对艺术教育的巨大冲击。
査常平(四川大学宗教研究所博士、批评家)：我有不同看法，我觉得扩招是普及艺术很好的方式。我认为最严重的问题是中国艺术教育，缺乏超越世界的“超世”向度和由此而来的“在世”精神，这才是很要命的。我们常用“出世”跟“入世”来表达，这不一样。“出世”、“入世”是从一个平面的角度来看的，都是以自我为中心。而以自我为中心、以自我为参照，到最后都是以强权为参照、以资本为参照。这种参照的结果，对个人的精神性必然是一种扼杀。艺术教育的核心，需要回到一个根本的问题，即“什么是人，我们怎样过一种人的生活”。如果我们以强权和资本为参照，就会把人变成一种肉身性的、物质性的生命存在状态。而人作为一个精神存在的前提，首先需要与自我分离，艺术其实是这种分离的结果。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艺术教育有三个向度需要展开：第一个是面向绝对真理的向度。人作为一个有限者，是绝对不能成为一个立法者的。第二个，中国改革开放举步维艰，核心在于没有向超越者的开放，需要强调一个面向神圣的向度。第三个，人文向度。但如果没有神圣向度的话，人文向度始终是以动物为参照、以物为参照的。
向 光(贵州大学艺术学院教授、画家)：我是中国美院出来的，读过两个班。第一个班只有5个同学，第二个班有4个同学，当时是“培养青年画家”。现在扩招了，我觉得也不错，所有人都到大学里去混一下，国民素质相对提高了。艺术家最后就那么几个人。我学生的学生在办美术训练班，画画的人千千万万，为什么最后就只剩下几个了呢？能够当艺术家的人，他最后会出来的，不要担心。 普及教育现在是当成产业，政客和商人眼里是没有艺术的，就是他们在糟践艺术。你从事艺术教育，是怀着一颗很圣洁的心灵，去追求，有人会跟着你来的。我主张每个艺术家都举一面旗朝前冲，不管后面有没有人跟，就这样做下去，把你自己的事情做好，该研究的就去深入研究。这样下去，艺术家会一代一代地出来。
周长江(华东师大美术学院前院长、画家)：今天的艺术教育变成了普及教育，从国民教育角度来讲，普及当然很有必要。但把它作为精英教育来要求，我们能够培养出艺术家吗？
艺术教育是一种传承。最近我在研究吴大宇，他们那个时候其实很清晰。学艺术就是两条出路，一个是艺术教育，一个是艺术创作。艺术教育是什么呢，艺术教育就是为了传承。艺术创造则是你个人对社会提出看法，是艺术理念和艺术本体的一种理想。艺术是一个手工活，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师徒传承的关系。不说天才，就是把绘画作为自己生命要求的人也非常少。60年代我们受教育的时候，一个班就五六个人。那个时候特别爱好画画的人才能进入到画画那个圈子，然后这些人形成一个气场，就是互相之间产生的竞争、产生的鼓励，这种气场对成长特别重要。但今天扩招了，把整个比例稀释了，一个班6个人变成了60个人。6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可以产生共振，但6个人放到60人里、600个人里就不可能产生共振了。而且形成了反向作用，不画画来拿文凭的人觉得，你画画不是很傻吗？喜欢画画的人在这种氛围中反而受到了压力，羞于拿出作品，不敢再用功。所以扩招不是提高了质量，而是降低质量。这种掺水现象看上去很繁荣，实际上整个全部下降，这就是今天出不了人才的重要原因。
三、我们的谈论有什么用
王 林(四川美院教授、批评家)：在大学中文系里，单凭写诗写小说，连本科也不得毕业。同理，哪有画画的、做雕塑的、搞设计的攻读博士学位的道理？这是滑天下之大稽，冒天下之大不韪。
首先是博士生导师。在艺术院校里，专业教师都是以创作为主而非以研究为主，其教学也是关于如何画画、如何做雕塑、如何画设计图。其研究往往是创作经验的总结，少有高深的学术理论成果。说穿了，很多人自己也没写过能真正达到博士论文水平的文章。他们带研究生尚可，勉为其难去带什么博士生，图有博导虚名，却无端耗损无数精力，其人才资源乃是天大的浪费。
更严重的是，既然要招创作类博士生，就要有搞创作的人来考。在艺术院校搞国油版雕的人、搞设计的人，所有搞艺术的人靠的都是手上活路。为了考研，成天英语、政治，已经弄的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现在再加上考博，必须周而复始，花大气力再来一遍甚至多遍，只怕是仅有那点功夫早已丧失殆尽。而且考上以后，还要学政治，学英语，学一堆所谓博士课程拿学分，花几年时间来做跟艺术创作没有什么关系的博士论文。究竟会做成什么样子，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只有教育部装作不知。
更更厉害的是，教育部对高校的评估，看重的是教师队伍有多少博士硕士比例。对教师的考评也是看重学历、论文数量及发表刊物级别，甚至只是凭藉科研成果的奖项(如教授评级)。这种技术官僚统计的强制性和虚假性本身就令人发指。而现在那种既不能真正深入学术研究又不能全心投入艺术创作的所谓博士，竟然成了艺术院校师资力量的抢手货，并且往往还以其高学历得以晋升。他们掌管艺术院校以后会造成什么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贺 丹(西安美院副院长、画家)：我在法国巴黎十几年，回西安美院当教务处长管教学。刚回来非常不适应，无从下手，但这么多年也就当到了现在。大家聊聊天，说一说无所谓，但根本解决问题是不可能的。我们在学校再怎么呼吁，你嗓子喊破也没用，因为有很多人的利益在里面。这不仅是艺术院校的问题，这是全国教育的问题。没有去行政化，没有教授执政，没有这些东西，什么都谈不上。比如王林先生所说招收艺术实践类博士生的问题，中央美院开始，中国美院、西安美院跟进，你怎么办？谁有办法？但王林这个头开的很好，能够引起全国艺术类院校的讨论，点这把火是很必要的。本来大家都在说，没人拿文章出来，批评艺术实践类招博的看法见诸文字，很好。
罗子丹(成都行为艺术家)：我觉得今天的发言是有效的，因为它发生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大家在真诚地交流，就像人的念头，你想过一个东西，这跟没想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把今天的讨论，称为“无用之用”。
我跟四川美院有一段缘分。1990年在四川美院培艺校呆了一年，当时的老师有杨述、钟长青等。在那段生活中，有一个词语被使用得相当频繁——“感觉”。艺术保留人的感觉，它使我们突破了由教育带来的层层障碍。有句话叫“君子务本”，我们谈艺术教育，需要回到艺术本质。比如说创作的“灵感”从何而来？从小学到高中，没有听一个老师告诉学生“你是有灵魂的”。如果不确定自己有灵魂的话，那感悟艺术完全缺乏根据。国家 “无神论”教育，不仅是否认神或佛的存在，而完全否定灵魂的存在。如果没有对灵魂的感悟，就不可能去连接艺术本体。我做过很多行为艺术作品，但我本人非常传统，我觉得艺术要反应本体，通过灵性去呼应本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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