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拓捐赠：吕纪《花鸟》

中国人为什么不捐赠

传统之于现实

上世纪50年代建国之初，国家和政府表现出对文化事业的极大重视，当时良好的社会风气也推动着国民捐赠文物的热潮。那时大家刚刚有文物保护意识，怀着对新中国的热爱，很多人把捡来的、亲友互相赠送的、家里流传的艺术品捐出来。当时古董文物的价格不高，出售途径也有限，有的人捐赠文物是为了得到奖金；也有的人是处于保护文物的角度考虑，怕自己没有保存的文物条件。在众多的捐献中，大收藏家张伯驹的捐赠最为人耳熟能详。1956年，60岁高龄的张伯驹决定把自己收藏的100多件艺术品捐献给了故宫博物院，特级珍贵的就包括中国现存最早的一幅山水画作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国内现存的最古老的一件名人墨迹西晋陆机的《平复帖》等。为了避免珍贵书画不至于流失，他想办法借钱把文物买回，他甚至不惜卖掉房子和夫人的首饰凑得黄金将《游春图》收下，最后又毫不犹豫的捐献给了国家。国人捐赠艺术品和文物的传统正是形成于这一时期。

然而文革让这一进程戛然而止。文化和艺术被视为资产阶级的毒草，不但艺术家的地位一落千丈，艺术品的价值也几乎被抹杀一空。邓拓虽然将书画捐赠到了美术馆却没有得到妥善保管，一些藏品甚至遭到了损坏。大藏家张伯驹在这一时期被打为右派，其藏品因为捐献给故宫才得以安然无恙。不少名人文士遭到了抄家的厄运，原本作为家庭收藏的文物和艺术品被打砸抢一空。无数有价值的艺术品被损毁或者流失海外。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的文化艺术发展造成了不可逆转的破坏，不仅让人们对文化和艺术产生蔑视，也让民众因私有物品遭到掠夺性破坏而彻底丧失了对捐赠的热情。时钟调转到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古董艺术品市场的升温，文物的流转和经济价值大大提升，然而艺术品捐赠却遭遇了另一个拐点。市场经济让人懂得了文物和艺术品的价值，受到利益驱使的人们彻底背离了旧有的捐赠传统。他们更愿意把家中收藏的文物和艺术品拿来参与拍卖、投资等艺术品市场活动，而并不是向博物馆捐赠出来。

不过，也有很多海外侨胞把海外遗散的国宝送回中国，或者将流失的文物从国外买回捐赠给国家，如企业家何鸿燊先生将从苏富比拍卖购得的圆明园马首铜像捐赠回国。 与此同时，艺术品捐献途径和方式也有很大的发展。首先捐赠目标多元化，虽然大多数人还是会选择国有机构为主要捐赠目的地，但国有大机构要求高，保管不善，手续繁琐。一些知名私人艺术馆和博物馆也开始被大家所接受。其次是捐赠方式的多元化，现在一些高端艺术品动辄上亿的估价使捐赠人不愿失去物权，那么展览保管权的捐赠也成为折衷的方案被大家所接受。捐赠和受赠双方的合作也越来越多。博物馆和机构会以自己的定位和收藏目标为准则，主动寻找潜在的捐赠者，对于捐赠者也会根据具体情况做出合宜的回馈，这当然主要还不是在金钱或物质上，而是体现在宣传和展示上，其中包括学术性的展览和研讨会，以及相关的研究和出版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