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一《哈丹格尔的新娘船》 1848 阿道夫·铁德曼和汉斯·古德， 93x130厘米布上油画 国家画廊， 奥斯陆 挪威
病这东西最为存在主义。一场病改变一个世界观的事迹不少。病逼迫你去和世界产生一种最个人最本质的关系。创造力和我们体内的激素分泌以及脑袋里的生物电流息息相关。比如很招人羡慕的通感，象纳博科夫，每个字母和数字在他眼里都有一定的颜色和感觉。这是遗传。他的妈妈说：“恩，我同意5有颜色，不过，不是蓝色而是栗色” — 通感的症状，通俗的来说，就是管文字和数字符号的区域和管形状和颜色的区域短路接通了，一组5个以上基因同时变异才能达到的效果。另一种和创造力直接相关的生理机制却使人悯然：“双相障碍”，从前被称为“躁郁症”的。患者的情绪在亢奋和抑郁之间波动，不受外部环境影响也不受自己控制。即使是平静的日常生活中，他们也如同行走在波峰浪谷。这种心理生理机制显然不适应太入世的勾当，因为无法长期稳定地推进一项工作或者建设人际关系。但是所能到达的情感幅度和深度是正常人望尘莫及的。因此，他们往往以艺为业，失败的叫“怀才不遇”，成功的就被叫做“艺术家”。
被怀疑或者确诊为双相障碍的艺术家可以拉出一个长长的单子。作曲家有贝多芬、马勒、舒曼，作家以及诗人有安徒生、马克吐温、爱伦坡、普拉斯、海明威、福克纳、庞德、陀思妥也夫斯基，画家有梵高、高更、波洛克以及蒙克。精神障碍在多大程度上塑造了现代艺术，是很有意思的话题。
十八世纪以前，一个画家要生存，就至少必须具备工匠、素描家、设计师、建筑师，工程投标、合同谈判的技能。几个项目做下来，干得不错，就能开自己的作坊，成为“师傅”（master），也就是后世所谓大师。大师肩负作坊的兴衰，他对内是人力资源（挑选好的徒弟），艺术总监（指导徒弟山寨自己的作品）、财务、总监，对外是市场推广、公关专员（拓展新的地区甚至国际市场）。勤奋加运气以及人脉建设几方面都修炼到高值后，艺术家也许在朝廷混得一官半职，从此活跃在外交、宫廷仪式、以及国家地标工程的舞台上。许多青史留名的艺术家是精力过人、没有短板的全才，一点也不奇怪。
进入十九世纪后，艺术市场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方面，全才型艺术家一直占领最好的资源，另一方面，病人型艺术家也割据市场一角。这和技术进步和现代社会分工有很大关系。很难想象印象派和表现主义会在摄影术发明之前诞生。纯美术从功用中剥离出来，唯一的目的就是去引诱并驯服经过训练的审美趣味和智力。而高明的审美趣味是喜欢受一点惊吓的。
19世纪下半期开始流行在巴黎和柏林的波西米亚风，就是出生于中产阶级之家的艺术家们给社会的一点刺激。同时，艺术的本质为何，终于成为可以讨论的问题。实验技术、科学精神、神秘主意、潜意识和集体无意识也就因此进入了审美的领域。艺术家的社会身份，就逐渐从古典时期的“创意企业家”转换成为“颠覆成见的人”。病的世界向来饱受正常世界的压迫，现在有了以艺术为渠道进行反击的可能，挪威画家爱德华.蒙克就是很好的例子。他的《呐喊》是一个发报机，天地之间有什么错了，深入骨髓的不安和恐惧象电波一样发送到文明世界的每个角落。蒙克的作品基本是公共收藏，偶然有一两张私人藏品流入拍卖会，市场反应都很热烈。最近的一个例子是，2008年，《吸血鬼》在苏富比拍卖会上以3800万美金被一个美国私人收藏家买走。他在全盛时期1890－1908年之间的作品，定价在2500－3500万美金之间，比同期后印象派、纳比画派、德国表现主义画家们价格高出百倍十倍不止 — 买高更或雷诺阿的画，几十万美元有交易。
与其说蒙克是挪威画家，不如说他是为人类之病和恐惧造像的画家。他用他天才的敏感去消化法国和德国同时代画家的表达技法，以自身内部的情绪涌动为材料，炼成了高度独特的个人风格和样式。
蒙克的作品在形式和精神上都与同时期挪威美术潮流大相径庭，但是挪威美术本身就是一种奇特的国际交流产物。19世纪的挪威正忙着从瑞典－挪威联盟中独立出来，需要大量能投射国家形象、民族认同的文化作品为挪威立像。然而当时挪威的艺术人才基本在国外。因为挪威没有美术高等学府，国内没有美术市场，也没有扶植艺术的贵族阶层 — 国民议会于1821年废除了贵族制。有美术才分的青年画家的职业道路是：丹麦留学，毕业后去德国谋生，一般是杜塞多夫、德累斯顿。优秀的挪威画家，如约翰·克里斯蒂安·达尔（1788-1857），阿道夫·铁德曼（1814-1876）和汉斯·古德（1825-1903）在德累斯顿和杜塞多夫的美术学院当上了教授，娶妻安家。达尔是以挪威西部风景入画的第一人。在他倡议下，挪威于1836年成立了第一个美术家协会，是推动美术市场的发展、促进公共收藏的核心机构。他也是于1844年成立的挪威历史和文化遗产协会的发起人之一。
这一时期挪威美术的主流是民族浪漫主义。在这百废待兴的特定历史情境下，侨居国外的画家们尽情泼染对故园的想象。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哈丹格尔的新娘船》(1848), 等于一个大拼盘，峡湾、冰川、婚嫁风俗、民族服装，典型人物在典型环境里，达成一种尽善尽美而不真实的圆满。这幅画是首府克里斯蒂安尼亚（现奥斯陆）剧院向铁德曼和古德定制的，本是一幕同名戏剧的背景，后来成为传世之作，人心所向及社会口味可见一斑。
古德的学生克里斯蒂安·克罗格(1852—1925年) 学成归国，成为挪威新一代艺术家的领袖人物。克罗格出生在政治家和法官世家。虽然他在父亲去世后终于能追寻自己的心愿学艺术，但是家教以及之前的法律训练已然成为他人格的一部分。社会的公平和进步始终是他的人生探求。他不但画画，而且组织画家团体，推动外光绘画。他反对民族主义和浪漫主义，宣扬国际主义和自然主义。他的另一身份是报纸《世界之门》的记者，同时他还写小说。他的小说《阿尔贝蒂娜》写了个警察强占民女，逼良为娼的故事，出版后第二天即因为其涉及娼妓题材而遭禁。可是克罗格还有另外一手呢，他的油画《阿尔贝蒂娜在警察局体验处》于1887年完成，把不能被言说的那群女人活灵活现地搬到了画面上，搬到了公众视野中心。市民社会的发展需要有话题性的文艺作品来丰富公共话题，闲话最终也成为了史话。
某种程度上，作为首都艺术家、知识分子波西米亚小集团的中心人物，克罗格决定了年轻的蒙克的命运。这个面色苍白的少年是穷军医的儿子。蒙克从小多病，冬天只能呆在室内，滑雪嬉闹和他无缘, 亦不能正常上学，只能请私人教师。他靠画画来打发漫长的时光。16岁，父亲觉得他做个工程师应该不错。蒙克在技术学院上课的同时，又在皇家美术学校注册，一年后决定完全转向前途渺茫的纯艺术。克罗格是皇家美术学校的老师，他开始给蒙克私下授课。虽然蒙克后来并不领情，认为这种影响其实是干扰。但是蒙克至少在构图和空间布局上借鉴了克罗格的戏剧性和舞台感。其次，克罗格以其悲天悯人的情怀，为病弱贫苦这些主题找到了审美的表达方式。他的手法是阳刚的、清晰的、充满不容置疑的判断和情感。而蒙克在发展“病”这一主题的时候，把它从客体变成了主体——“病”不在“我”之外，而是在“我”的内部，弥漫性的。画家在“病”的内部探索它的处境与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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