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他俩谈话的时候，拍摄了一些照片，是旁边的几个欧洲女学生在阳光下十分裸露地喝咖啡和聊天的内容。有个女孩的背影非常漂亮，她构成了物理世界中的风景，也构成了一旁形而上学的基础——艺术家或者“疯人”就是这样联想的。这时我看到，德国人推着箱子离开了，我们握手告别。看上去，那离去的背影尽管受到强烈的阳光照耀，也仍然有一丝分别的感怀，当然，那样的感受很可能只是我自己的。

王广义、黄专、肖全等人到达San Servolo的时间是国内29日清晨1点过，却是这里28日下午灿烂的黄昏。同路的还有《三联生活》的苌苌和何多苓的学生喻传红，以及已经无须参与吴山专作品安装的水哥。快落入地平线的阳光非常好看，橘红色的调子构成了大家见面时的高兴的象征，尽管这样的象征往往短暂而忧郁。

晚餐的时间到了，更多的人仍然在食堂外吃饭。苌苌给我们(吴山专、张培力、黄专、我以及王广义)几个拍下了多少有些幽暗的黑白照片。晚上，黄专将广义、山专和培力组织到广义的房间，我的理解是为苌苌提供一次采访的机会。事实也是这样。尽管我谈到了展览的最初的想法，但是，我以为举办这个展览没有任何必然的原因。要不是一次偶然去苏州的机会，我是没有冲动的。不好意思，近年来我爱上了苏州园林，当上海当代艺术馆馆长Samuel提出希望我能够支持叶放在VIU做一个园林计划时，我原则地答应了。以后，为了让这个机会更加有内容，让青城山美术馆群有一次有趣的展览活动，我最后决定了让美术馆群承担了这次展览的经费。2月底，在VIU院长Umberto Vattani(翁贝托·瓦塔尼)的支持与努力下，一个由青城山美术馆群八位艺术家为主导力量的第53届威尼斯国际艺术双年展特别邀请展(a collateral event of 53th Biennnale di Venezia)就诞生了。出于个人兴趣和与周春芽说过好几次要一块去苏州的计划，在决定参加威尼斯双年展之后，我想集中大家玩一下并利用机会跟大家商量展览的准备事宜，于是就在苏州安排了一次聚会。在最近的几年里，我经常去江南不同的园林。不过，4月9号那天苏州的阳光实在是太强烈了，网狮园没有了往日我体会到的润泽，园林需要雨、雾和潮湿，那是她的气质。所以，那天的园林不属于标准的园林，阳光灿烂，甚至有些过分的热，我还躲了一会阴凉地。的确，我本来也真的想听一听昆曲，尽管我完全不懂得她，也想让大家感受到传统的气质。这样的安排的确有些让人吃惊，何多说，如果不是我的这次安排，他可能永远不会到这里来。其实，我们在苏州雅集的另一个小任务，是共同完成一个册页，那是将送给VIU的礼物。

有很多人问过，为什么展览的题目叫“给马可波罗的礼物”？我想来想去，还是因为历史与园林提示了某种方向。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里介绍过苏州与杭州。他使用了很美好的词汇去描述这两个城市的情况：

他到了华贵的城市“行在”(杭州)，这个名字的含义就是“天堂之城”。这是一个非常卓越的描述，因为，毫无疑问，她是世界上最美和最华贵的城市。(He reaches the splendid city of Kinsai, whose name means ‘City of Heaven’. It well merits a description, because it is without doubt the finest and most splendid city in the world。)

八百多年前，马可波罗将中亚、西亚、东南亚等地区国家的山川地形，物产、气候、商贾贸易、居民、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以及朝章国故、琐闻佚事告诉欧洲人，为欧洲人描绘出了难以置信的“神话”。马可波罗告诉威尼斯人，“地中海”不是世界的中心，新的世界地图需要重新绘制。在以后的东西方交流中，那些“神话”的书写者综合了人类不同文明。看来应该感谢马可波罗，就是这个简单的原因，我想，我们应该给他回敬一个礼物，去感谢他，呼应他。我们要去的城市是威尼斯，那不是马可波罗的故乡吗？没有任何一个要素不让我们接近Marco Polo这个符号和声音，有些离不开，躲不掉。我于2月9日在San Servolo11号楼的房间给艺术家们的第一份报告中这样写道：

展览的主题“给马可波罗的礼物”一目了然，她涉及到了东方与西方，历史与今天，文明与传统，以及关于全球化进程中当代艺术的立场与态度，所以，这次展览是一次很好的实验机会。鉴于展览的场所与环境具有优雅的时间色彩，所以，展览将同时也是一次与环境的高度融合。

这些描述有些空洞，但是，我显然受到了San Servolo环境的感染。我很希望大家到这里来玩一玩。国内的空气很肮脏，有海鸥叫和汽笛声的地方难道不是一个好的去处！这个时候，我发现自己的身心在寻找一个更加适合它的环境。

王广义是第二个主要说话的人，他含含糊糊地交代了为什么要使用圆明园这个历史的素材。他说他根本不是为了对历史做出什么评价，不过是提供一个有可能得到多重解释的现场。从马可波罗踏上中国的土地之后，“意大利与中国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构成了极其复杂的关系”。他说，“圆明园作为历史的‘物证’，具有特别的意义。包含了复杂的文化与政治的冲突。同时圆明园又是八国联军对中国的军事侵略与文化掠夺的‘犯罪现场’。当然，不仅马可波罗，就是圆明园的设计者之一朗世宁(F. Giuseppe Castiglione)也不会想到这一点。”他希望还原历史的“现场”，让马可波罗的后人理解到历史与文化的复杂性。我想，在这个现场里，对历史的感伤，对灾难的反省以及对充满悲剧的时间的缅怀，都成为今天的问题。其实，广义仍然有自己的立场，他的身体里流淌着一种民族甚至种族主义的血液，所以，他使用了“侵略”这个概念。一个美国人告诉我，在人类的现代社会还没有建立起来，国家疆界并不明确的时期，“侵略”这个词不要随便使用，你看看你们的成吉思汗(Genghis Khan)，三次西征应该算什么呢？这当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不过，我读得出广义的含义。他不高兴西方人对中国的态度，他几乎是本能地具有一种文明冲突不可避免的心理状态。

培力对回答记者的问题有些发蹙。培力是一个不喜欢命题作文的艺术家，他从来是从自己的某种感受出发，就像他在头一天与老吴谈到的那样，感觉与知觉的复杂性导致了一件作品的出发点的产生。很多年前，他为一只鸡洗澡，直至这个生命濒临垂危；他摔下玻璃，再将破裂的玻璃用胶水粘连上，进而再次将玻璃摔碎，不断往复。你去问问他为什么在1988年之后要制作那些被夹有医用实物的玻璃作品，问问为什么要画出那些没有任何情绪的手套？在更早，我们知道培力画过有“萨克斯”的人物，那多少是他哥哥的爱好的被转换含义的记录。没有太多反映论的概念能够解释培力的作品，他自己也有关于自己的艺术的陈述，但是，他的文章“为艺术而战”似乎也与自己的作品没有直接的关系。这次，培力同样希望避免说明性的含义，可是，谁也不会怀疑，他提供的“塔”成为文明之间相互拷贝与交流的象征。好像是广义接着培力的话，人类文明之间的交流不过是互为“山寨”的过程，就是朗世宁设计的圆明园，也不过是一个山寨版的欧洲建筑。真正的经典又何尝不是一种作为范本的“山寨”呢？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吴山专讲到了柏拉图的“二手水”的故事，通过路过河边一位妇女转手得到的水，将有可能具有什么新的含义？这当然是智慧的编造，是一种语词的相对封闭的游戏。吴的念头是断裂的，从来就没有连起来过，可是，散碎的符号能够给我们提供什么样的“硬问题”？就像黄专几天前在“梧桐”说的那样，我们不能被简单的社会学逻辑和道德主义责任给干扰，人类艺术完成的仅仅是观念递进的任务。然而，什么观念被认为属于人类的遗产并成为观念史中的一环呢？语词再次构成了阻力，除非我们的权力为某个观念提供了合法性的支撑，而这样的问题刚好不属于观念讨论的范围，所以，如何能够提供一个共识性的结论仍然变得非常困难，这也是为什么吴的作品总是受到一些批评家的质疑的原因——一个艺术家的观念在什么条件下能够成为有价值的东西？这个问题是难以回答的。

黄专说他疲倦了，讨论中途就回到他的房间睡觉去了。我们没有听到他的意见。很快，来自生理上的困顿将我们所有的人赶回房间，形而上学再次接受了物理世界的法则，我们都躺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