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2月28日，刚满44周岁的民国著名公知梁启超，遭遇了其他公知们的强烈“吐槽”。
原因是:梁启超居然是“鹰派”，鼓动中国对德国绝交乃至宣战，加入世界大战，为国家挽回利权、获取更大利益。
围殴梁启超的公知，以原国民党党员（该党已于1913年被解散，孙文另组了中华革命党，到1919才改组为中国革命党）、36岁的参议员马君武为代表。他联合了300多名参议员，联名通电，不指名地攻击梁启超为“阴谋小人”，“欲借此在国内滋生事端，耸情政府，断绝国交，加入战团，祸害种种。”
另一原国民党党员、36岁的文人叶楚枪，也在《民国日报》上撰文，谴责梁启超想率中国人民入于“市井下流”之境。
早已分道扬镳的梁的老师康有为，也在不久后（3月13日）发表“元电”，认为对德绝交将导致德国的反攻，甚至套用伍子胥的语录说：“悬吾目于国门，以视德舰之入。”
媒体上，有人甚至指责：“梁启超欲借绝交以兴战祸，是将以全国军民之生命财产，供其一人之牺牲。”（《中华新报》1917年4月1日）……
对于自己的处境，梁启超坦承：“颇闻反对派言论，以兹事集矢于鄙人之一身，目为主动，斥为阴谋。”（《外交方针质言》）
这些都仅仅是言辞攻击的一部分，马君武甚至公开在要求政府将梁启超“驱逐出京，以绝祸源”——尽管马本人从来都反感这个政府对他的任何钳制。
在公知们可以畅所欲言、毫无顾忌、甚至喊打喊杀的民初舆论场，“鹰派”的天空似乎并不宽广……
文攻武斗
其实，梁启超还算是幸运的。在他遭遇文攻之前，已经有支持中国参战的参议员，在议会大厅内遭遇了马君武的武斗。
那位倒霉的参议员，名叫李肇甫。在议会讨论中，李肇甫赞同中国应该对德国断交、宣战，被马君武破口大骂，说他“放狗屁”，而后跳将过去，用手杖猛揍李肇甫，连说“打狗、打狗。”(陶菊隐《督军团传》、丁中江《北洋军阀史话》)
据李肇甫的后人记载，当时李肇甫边退边辩，马还追着打，后来议院的警察过来干涉，李肇甫反倒为马君武解围说：“这是我们议员之间的辩论，你们不能干涉。”据说从那时候开始，为了防止议员在辩论时动武，议院的墨合砚台都钉在桌上。李肇甫回家后，其妻打水给他洗脚，看到他的腿都是青紫色，一问才知是被马议员打的。（杜欣欣《祖父李肇甫》）
马君武与梁启超，曾经是保皇党的通知，后来马改投孙文的革命党，他还是《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翻译者。马君武其人脾气暴烈，一言不和便会动手，且无论是对外人还是同志。辛亥革命成功后，革命党内部无法就实行集权的总统制还是分权的内阁制达成一致，在孙文的高压下，最后认可了总统制（而当袁世凯成为总统时，革命党方面又转而反对总统制）。一向主张分权的宋教仁，依然继续推销他的内阁制，马君武为此指摘宋是“自谋总理”，在内部会议上狠劈了宋一个耳光，令宋的左眼流血不止（马凌甫《辛亥革命南京临时政府亲历记》）。
对于主战的梁启超，马君武并没有仅仅发了个通电就放过，而是继续痛打。不久，因外交总长伍廷芳辞职，马君武又向政府提出《质问书》，认为：
“（近来与德国外交，）外交总次长皆不与闻，而前任司法总长、参政院参政梁启超专揽一切，凡重要事件由彼独断，强迫总统、总理实行……梁启超一面用包围手段胁迫当局加入协约，置国家之种种危险于不顾，一面嗾使机关报纸鼓吹改组内阁，显系借外交问题谋推翻现在政局，以国家为孤注一掷，求遂其攘夺政权之野心……政府对于此种妄人究竟如何处置，是否应即驱逐出京，以绝祸源?”（《中华新报》1917 年3 月9 日）
围绕着是否对德绝交、宣战，各种利益集团的争斗都到了关键时刻。
一旦中国成功参战，则对段祺瑞政府权威的树立、资源的获取等，都将有极大的作用，这绝非原国民党一派所乐见的，也绝非总统黎元洪所乐见的；即便中国参战，黎元洪希望的是靠美国更紧，而段祺瑞或许更容易得到日本人的支持。至于以孙文为核心的中华革命党（原国民党），虽在国内还属于地下党，但原国民党在国会内的班底仍在，断不容北洋政府继续壮大。参战与否，不仅关系到国家利益，更关系到这些党派的自身利益，马君武敢于以在议会会场亮剑的方式、反对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亮剑，也正是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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