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黎元洪原本是主张对德强硬的，在得知总理段祺瑞倾向对德绝交后，立即掉转立场。当时的著名记者陶菊隐在《督军团传》感叹：

“中国人最不可恕的一件事，对外问题常带有对内的一种作用，而不以国家利害为其出发点。……黎（元洪）恨段（祺瑞）达于极点，段的政策没有一件事对的，倘段朝东他就得朝西，决不与段走着相同的路线。黎在历史上也许不失为好好先生，而以国家安危所系的一件大问题，受着私人意气的支配，实在太儿戏国事了。”

除了有“组织”必须服从的党派议员之外，一般的议员，面对掺杂着内部复杂权争的复杂外交，也都退避三舍、明哲保身；至于各省手握雄兵的督军们，对这种出国作战、无地盘可抢的生意，也都不愿意亮剑了。

其实，当党派利益、小团体利益高于一切时，“儿戏国事”几乎是必然的选择。此时的中国政界，除了极少数的“鹰派”、少部分的“鸽派”之外，大多数其实是“鸡派”——为了一点米，随时待价而沽，抱持的都是“转盘式”立场，随时可以更改。

彼时，能超越党派的著名“鹰派”，几乎就只有梁启超一人了，以至于他成为众矢之的：“国中人心汹汹，皆反对此事（参战），而集矢于兄一人之身”。（3月37日伍宪子来信，《梁启超年谱长编》）

中国武士道

“公知”梁启超当上“鹰派”，并非自此时起。

早在其1900年写就的《少年中国说》，已经是“鹰气”外露：

“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吸张。奇花初胎，矞矞皇皇。干将发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

1904年，梁启超在上海广智书局出版《中国之武士道》一书，成为其“鹰派”观点的宣言。《中国之武士道》一书，通过中日的对比，希望重新唤起中国人尚武的民族天性，以使中国趋于富强。他在该书的《自叙》中说：

“泰西、日本人常言，中国之历史，不武之历史也；中国之民族，不武之民族也。呜呼！吾耻其言，吾愤其言，吾未能卒服也。中国民族之武，其最初之天性也；中国民族之不武，则第二之天性也……吾故今搜集我祖宗经历之事实，贻最名誉之模范于我子孙者，叙述始末而加以论评，取日本输入通行之词，名之曰：中国之武士道，以补精神教育之一缺点云尔。”

在这本书中，梁启超列举了秦、汉以来“我先民之武德，足为子孙模范”者之事迹，列出18条之武德典范：“要而论之，则国家重于生命，朋友重于生命，职守重于生命，然诺重于生命，恩仇重于生命，名誉重于生命，道义重于生命”。

造成中国人“不武”的根本原因，梁启超认为是“一人为刚万夫柔”的体制（《中国武士道》），“数千年民贼，既以国家为彼一姓之私产，于是凡百经营，凡百措置，皆为保护己之私产而设，此实中国数千年来政术之总根源也”（《中国近十年史》）。（参阅雪珥著作《绝版甲午》）

同一年（1904），梁启超亦出版《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入传的多是被官方所不屑的“海盗”、“海贼”。他在开篇中就感慨：“近数百年来，泰西各国竞言辟地殖民，阿利安种之国旗辉映全球，以中国方之诚远不如也。泰西之殖民皆以国力盾其后而中国无此者，所恃者我民族之天然膨胀力而已。”

梁启超自豪地说：“我民族固有一非常之特色，为泰西所不如者。泰西豪杰若摩西之君犹太、哥伦布之开美洲、克雷飞之并印度，其人大都旷世不一遇，而中国乃时时有焉。”然后他举出一大堆开疆拓土的先驱们，希望“我华人所应永永不忘也。”（参阅雪珥著作《大国海盗》）

在行动上，除了推广体育救国之外，梁启超还成为保皇派推行暗杀、建立武装的主要执行人。不过，在清末的环境下，这个“鹰派”鹰爪向内，在内战内行的中国式“斗鸡”中，雄鹰和公鸡并不容易分别。而当世界大战一开，面对外部，鹰就有机会和鸡分别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