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同强与地契

　　在毛同强看来，地契和土地有关，反映了历史上的经济生活中不断的重新洗牌和弱势群体不断出局的过程，产权问题的背后是社会问题。在新中国1950年代的合作化运动前后，地契反映了国家对农民的许诺和土地重新收归国有。地契折射了一个时代的社会结构、制度关系、权力资源和财富的转移过程，以及社会财富集中于一部分人的必然性。地契是中国老百姓最大的财富象征，但是农民在分到土地不久后就被迫将土地交给了集体。中国经历了激进的土改运动，初级社农民还保留土地所有权，中级社就交出了经营权，高级社什么权也没有。90年代以来，在急剧发展的城市化建设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农民失去了和土地的联系，涌向东南沿海城市，寻求新的生存方式，但他们在城市里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陌生环境，一切都要重新学习。

　　今天，不会再有那些地契了，因为农民已经不需要再交土地税，千百年的皇粮已经免除。在城市里，除了政府的土地高价拍卖，人们已经无地可卖。只有一些拒不搬迁的“钉子户”还在顽强地与政府相持，以求获得更多的折迁补偿，他们所坚持的权利只是自建的私家房屋，而房屋下面的那块土地，理论上说，早已不属于他们了。在1977年的北安县的私有房产证上，强迫房产持有人保证“我已有的违章建筑，在城市建设需要时，保证无偿、无条件地及时拆除，遵守国家房产政策法令，决不违抗。”毛同强将这些发黄变脆的地契和房产证变成了今天的艺术，借用评论家吕澎的话说：“这些陈旧的东西脱离了它们的历史和现实语境，被集中在一个当代的‘艺术空间’，观众很容易就将它们看成是一种新东西。”

　　现代化是一个古典意义的悲剧，它带来的每一个利益都要求人类付出对他们仍有价值的其它东西作为代价，即人们所珍视的事物为他们所想要的东西所削弱或摧毁。在对现代化所带来的平等、民主、个人主义、入世思想、科学及现代工业的发展给予赞赏的同时，人们也对受到强烈冲击和失落的传统生活、家庭伦理、社会信任、与自然的谐和等表示了持久的怀念与追忆。毛同强的《地契》可以视为一个现代化过程中的传统经济与文化的祭坛，他以散布在广袤的中国土地上收集来的各个不同时代的地契和房证，表明了土地、房屋与人民生活的血肉关联，他以这种方式祭祀那些曾经深深地影响了我们这个民族的土地，以及这些土地上附着的文化遗产和农耕文明。

　　现场与历史真实

　　毛同强认为中国的当代艺术过于疲软，它为自己设置的文化理由过于简单。而当代艺术的最大价值，就在于质疑那些看起来理所当然的价值观，毛同强的作品以其不容质疑的历史真实感质疑时代和现场的真实性，质疑我们这个时代的信息短路和不对称。从经济、政治到文化，我们一直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所控制，我们极力想了解历史的真实。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所获得有关历史的信息，是如此的有限，在这些有限的、被过滤过的甚至是被有意识歪曲的历史信息的基础上，我们建立了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其实毛同强最早想做一件作品，是个人的人事档案，他已经买了2000多本档案，后来让人给抄走了。这些档案触及到社会的某些真实的基础。

　　但是作为文献的档案只是一个文本描述的内容，是建立在文字阅读基础上的想象性历史。毛同强考虑的是以视觉的形式来表述。中国有许多艺术家，虽然身为一个大国的国民，但却如同小国寡民，老呆在一个地方，只关注身边的琐碎事物和个人的悲欢情怀，缺少对于一个民族历史的兴趣。和前苏联艺术家相比，中国一些艺术家所谓的“超越意识形态”，只是对现实视而不见。毛同强注重作品的可阅读性，强调中国人说自己的事儿。他对于实验艺术的兴趣和尊重，主要是在于实验艺术从材料到语言系统都表现了一种永无止境的探索精神，从来不为自己设定无形的束缚。毛同强最重视的是现场的触摸，是观众视觉与真实物象的相遇，从而激活他们内心深处的历史记忆，使观众觉得作品和自己有关。

　　毛同强要做的是针对现场的触摸，质疑的是现场的价值，而不是艺术史的价值。他很少谈“原创”，在他看来，杜尚有过“现成品”的方法，我们就没有必要再去谈方法的原创。我们只是通过这种方法，明确自己的想法。现成品本身有其艺术的历史，我们只是使用的问题。毛同强认为，艺术家不必过多地考虑作品怎么样，能怎么样，只是想到了就去做。一旦作品完成，就不属于自己，而为艺术界共同所有，成为讨论、批评和借鉴的对象。

　　我们无法触及真正的历史。新近翻拍的历史题材电影虽然在技术上更为先进，但在表达上失去了历史所曾经有过的质朴，用虚假的历史掩盖了真实的历史。这样的历史没有反省，不能揭开事物的真相，这样的历史是被施舍的历史。毛同强想做的就是把历代社会的管理体系用文献的方式真实地表达出来。冥冥之中他感到了有一种必然性，他说不清楚，但能感觉到。他将自己的作品转换为一种精神上的宗教仪式，在《地契》这样一种类似于宗教的观看仪式中，个体获得了群体感和依靠感。历史上，在所有的家庭，地契都被珍藏于家中最为隐蔽的地方，具有生存根本的重要性。在这一意义上，我要说，毛同强的作品触及了中国经济文化史上最为重要的历史遗物与主题，他所创作的，是真正的重大历史题材。只是他的重大历史题材创作，具有当代罕见的历史反思与批判性。

　　城市化、现代化解构了建立在土地私有制基础上的传统的乡绅文化，这是一种“宗族宗教”，是一个自我净化、自我管理的文化，具有议事和解决乡村矛盾的功能。地契上所反映的乡村契约精神是一种“祠堂文化”（地契上通常有乡绅、保人、中介人），地契上明确地表达了在土地转换这种重大的经济事务中，全体村民的关注与参与，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必须完成的透明与诚信。在当代，我们正在从乡村的“祠堂文化”进入到一种城市的“广场文化”，一种宏大的城市公共空间叙事，在这个公共空间中是没有个体的私有空间的。人们失去了土地，也就是失去了自给自足的生活状态。有许多事情，个体必须接受，群体支配了个体的命运。传统的伦理、道德在文革中被彻底打掉了，现在的问题不是“法盲”，是“人盲”（缺乏人性）。人不知道尊重生命的个体。毛同强对我说，他现在特别想到一个家族文化比较完好的地方呆两年，城市化进程打破了这个东西，城市中的人们对自己的家族不清楚。家谱、族中人的人品、贡献，能使子孙有家族的荣耀，现在这些都没有了，只顾发财的人对“劳模”不屑一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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