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黎晖：这个目的不一样，从一个公司的成长方向，如果你希望公司越来越大，肯定你要越来越好，比如这是一个商业方面的东西。如果我们属于，尤其像我们一直在音乐工业里边，音乐工业是变化最快的一个行业，我们一直老做不大，还得让这帮人有新的东西，就会在这里边一直持有那个理想主义。

　　张长城：问题就在这儿，我是一直就怕做大，我是那天才知道我有七十个人为我工作，我不知道，我不认识，我觉得大了就拆了，因为一大了之后就出问题，那个层级就需要一个非常清楚的谁跟谁，你才能管。就是一拆了就是一个小团队。

　　沈黎晖：现在开始谈管理了。

　　张长城：我们下面好几个团队，他们各自都是，其实我什么都不太知道，其实也都知道，因为他们每个人都跟我特别好，就是聊做什么，我就说你跟他这样拼一下，我老爱干这个事，但是他们分别都有自己的决定权;您说的那个胡同，我每天干的事，就是每天跟设计师在一起折腾，我的设计师是牛津的设计师，就是华盛顿的那个博物馆的设计师，我们俩纯粹地是胡扯扯出来的，然后就拼出来了。其实那个艺术家就说不行了，要做不动了，然后就做、做，现在实际上的愿望，就是你看到每一个东西都不归我管，都是独立的，我没有直接地管。我唯一的权力就是在餐厅吃饭可以签名字，一个月还交一次钱。

　　洪晃：你还收租吧?

　　张长城：不收，我们的剧场从来不出租，我不做房东这种事，你要跟我合作就是两个要求：第一，就是看着好;第二，我们要一起干，赚了钱在一起，别的也在一起，谁也别废话，所有的东西全部摆在桌子上。你一出租就变成对立的，也变得越来越黑，谁都想多要点，从一开始就是对立的。现在是首先我能接受你的东西，我要有选择，什么样的东西可以拿来。第二是你接受我们的工作方式，这样就可以合作，如果赚了很多大家分，如果赔了很多大家一起，你会少赚一些，我们现在一直是这样的。

　　洪晃：赔得起。

　　张长城：我们家在六层，现在是一套，往后没有了。

　　沈黎晖：我觉得干这个事代价还是挺大的，今天一算都十二年了，如果从商业角度来讲是非常惭愧的业绩，但是反过来说这里边还挺好玩，就是当你觉得不好玩的事也要找一个新的好玩的事情。像我们第一年的音乐节，我在现场必须要当副总指挥，不敢当总指挥;第二年，我等于可以到处看一眼;第三次音乐节，我只是在听音乐了，可能第四次我都不去了，慢慢的也是一个退出的状态。反正所有的事情，到时候都要找一个退出，然后发现一个更好玩的，觉得有意思再去做，比如说去西藏弄唱片，我说这个事我去，我和一帮录音师去西藏，我要干这个活儿是跨级了，实际上应该是音乐、企划去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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