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作家张爱玲说过：“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快乐也不那么痛快。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字里行间透着一份时不我待的无奈。与许多渴望成功，梦想成名的同代人相比，曹斐无疑是个幸运儿：学生时代就已经导演了一部极富才华的戏剧作品。二十几岁便通过《三元里》、《角色》(Cosplayers)、《珠三角枭雄传》、《父亲》、《谁的乌托邦》(Whose Utopia)、《我·镜》(i. Mirror)、《人民城寨》(RMBcity) 等一系列作品确立了自己在中国当代艺术领域让人无法忽视的重要地位。她是批评家眼中“新新人类”的代表，是众多国际重要大展的常客，也是许多美术馆、博物馆和艺术机构持续关注和收藏的对象。面对成名后接踵而至的荣誉和赞美，曹斐表现得颇有些不以为然，成名，在她看来，只是各种资源的增多而已，她会把这些资源联系起来，充分利用不同的资源实现不同的计划，进入到自己更想了解的新的领域。曹斐的成功，固然离不开当今复杂的社会面貌所提供的异常丰富的社会素材，以及飞速发展的信息科技所提供的多种艺术媒介的可选择性;但更重要的是，面对机遇，曹斐能够把自己对时代的感受和思考通过恰当的艺术方式透彻地表达出来，并在同代人中脱颖而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选择了曹斐。也许正如曹斐自己所说的那样，在当代艺术创作领域，她并不是最好的案例，但在许多被曹斐作品所感动的年轻人心中，曹斐是惟一的，不可替代的。

　　汉斯·乌尔里希·奥布里斯特在采访雕塑家曹崇恩时问：“你最喜欢曹斐的哪件作品?印象最深的是哪个?”曹崇恩不假思索地答道：“拍《父亲》的那部纪录片。”

　　——摘自《我和我的父亲——汉斯·乌尔里希·奥布里斯特访谈曹斐和她的父亲曹崇恩》

　　《画廊》：2005年，你发表了录像装置作品《父亲》，翌年，又在《父亲》的基础上延伸出另一个作品《国·父》，两个作品中的父亲形象成为你了解社会、反思历史的一面镜子，照出的是父女两代艺术家对历史、对生活、以及对艺术的不同解读。在一次讨论《国·父》这个作品的访谈中，你说“父亲从来很忙，不善和儿女交流，和他很近，感觉却很远。”又说，你曾经对作为雕塑家的父亲有种本能的排斥，为什么会这样?后来是什么样的机缘使你和父亲之间那种咫尺千里的陌生感逐渐得以消除?

　　曹斐(以下简称曹)过去，我对父亲做的那种代表主旋律的东西很不屑，觉得不真实。社会宣传什么或者时代歌颂什么他就做什么，完全是“与时俱进”的。虽然不屑，但我不会表达出来，只是认为跟自己没什么关系，跟我自己的创作没什么交汇点。后来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我慢慢发现一些很有意思的地方，比如，拍《父亲》这个记录片时，我跟着他，观察他怎么样跟政府打交道，怎样与官员们进行深入交涉……。通过父亲我看到了背后整个基层的政府机构是怎么运作的，他们的“形象工程”又是如何进行的。父亲是工程建构的一份子，他让我想到整件事情和我所关注的当代现象还是有连接的。另外，父亲从一开始做雷锋像，然后是毛泽东、周恩来，现在他连刘翔和航天飞行员都做，一直以来，他都在关注主流历史中的英雄人物。而我在做《珠三角枭雄传》时则让各路枭雄和英雄人物一起粉墨登场，“正史”和“野史”热热闹闹地共唱一台戏。如果说父亲是从一个“正史”的角度切入的话，那么，我则是站在一个旁观的“野史”的角度去看，两代人都在用艺术去表达这个社会，但完全是两个不同的角度，这就产生了一种很有趣的对话。

　　后来，2006年台北双年展邀请我去参加。我就想自己跟台北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呢?父亲是内地做孙中山最多的艺术家，记得当我还是小孩子时，他就经常去台湾。那时候不是很多人能够去的，不过因为他做了很多孙中山的塑像，有几尊大的塑像还摆放在台湾“国父纪念馆”。只有台湾称呼孙中山为“国父”，在内地我们称孙中山是“革命先行者”。所以我就把重点放在“国”和“家”的对照上，在台北双年展做了一个“展中展”，策划了我父亲的一个个人展览，展出了他20年间创造的各种孙中山塑像。《国·父》这件作品让我重新思考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国族，什么是可以超越历史或国族的情感。当然，也让我对父亲的艺术有了新的认识。

　　《画廊》：无论如何，在你心目中，父亲并不是那种常规意义上的“艺术引路人”，他的影响对你从事当代艺术创作似乎也没有人们想象中的那么重要?

　　曹：以前在念大学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跟我说“你学你爸爸去做雕塑吧，以后能挣钱。”大部分美院的子弟都是子承父业的，我就觉得特别没意思。我本身对雕塑不感兴趣，也没想过朝这方向去发展。雕塑是父亲生存的一种手段，但他身上有一种特殊的东西，草根，幽默风趣，生动生猛，本身就是很有戏剧感的一个人。虽然他常年做英雄人物雕像，但生活中并不总是客观深入地关心国家大事。除了做英雄，他还做霍英东等港澳台富商的人物肖像，也就是要打着政治旗号才能够产生其他的经济效益。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又会觉得很有趣，父亲在八、九十年代做了大量的历史伟人，以及为国家形象工程和新一轮城市建设做环境雕塑，同时又为港澳台富商塑像(当时是香港经济飞跃发展的时期)，因此父亲从做“伟人”到“富人”，在某个角度看来也是我们社会发展变化的真实轨迹，歌颂的核心在发生“质”的移位。汉斯跟父亲做的那个访谈里问他怎么看待历史，他说人类历史长河那么长，我们只是其中那么一点，所以说我们纪录的历史都是当下的，说不定哪天就变了，我的角色只是历史当中的一个小小的记录者。在这个问题上我和父亲有相同的立场，其实我所做的何尝不是纪录，只是观看的角度和父亲的不一样，父亲做的是“正史”的纪录，我就做其他补充纪录。另外，从小教科书就把伟人塑造得特崇高，但由于我看了太多父亲制作伟人雕塑的过程，反而消磨了我对伟人的崇敬感。我耳闻目睹父亲跟那些政府官员讨价还价……经历过这些之后，我对伟人的崇拜已经完全消失了。

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