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丽叶：你是从一种更开放的角度来谈的？

杨诘苍：在美国、在德国、在日本、在印度、在世界各地有很多好东西，要从那里找回我们失落了的传统。文化没有那么单一，把它清理成这是中国文化，这是日本文化，这是美国文化，今天不能这样子。不能像写美术史那样，啊，国画，油画，版画，雕塑，再加录像、装置。这种规矩只会让事情简单化。世界很丰富，没那么简单的，艺术不光有这几个品种。那个扫马路的说不定明天还出来个什么笔法都有的，这个谁都不知道。不要让理论家那么容易，实际上没那么容易，除非你是教中学生。重要的是放松、自由，不要把当代艺术看得这么可望不可及，谁都可以接触艺术，每个人都是艺术家，只要他认为是。

朱丽叶：你说你生活在巴黎比较舒服。能告诉我为什么有这么多中国艺术家生活在巴黎吗？

杨诘苍：我留在巴黎是很偶然的，其实这里也没有那么多中国艺术家。就我们几个人。刚来到这里什么都不懂，生活在欧洲那么复杂，要买保险、要报税、要找房子、找工作室、要打工还有很多纸张要填，有很多问题需要请教需要帮助，我们慢慢建立起一种互相帮助的关系。巴黎的朋友们在一起不谈艺术的，没什么好谈的，重要的不是艺术。接触他们二十年，我们之间真的没有谈过怎么做展览。关注对方，了解对方，你做你的，不要吃醋，我做我的，互相帮助。帮助不是帮助做作品，而是帮助看管孩子啊，运作品啊，浇花养鱼啊。我觉得这也是艺术，通过生活上轻松的关系，艺术就产生了。我跟黄永砯从来没谈过一句关于作品的话，尽管我们住得很近，大家都知道自己的底在哪里。我觉得最好玩的是大家心里面有一种感觉，这个特别有意思，心有灵犀，像释迦牟尼和迦叶的拈花一笑，什么都通了。艺术是一种训练，一种品味，是exercise，艺术家通过旅游，通过作品，通过展览，通过交流，不断提高自己的境界，珍贵之处就是自由。原来以为自由的概念是什么都可以做，实际上自由没那么简单，在恰到好处的时候把自己关闭起来，也是一种自由。就是什么时候不做，停下来。这次在北京，在上海有人请做展览，去判断以后，决定不做。回到家觉得很轻松很自由，有的时候应该停下来。

朱丽叶：你当初出国是移民，还是别的什么？

杨诘苍：89年以前我就决定要走了。我跟天娜讲过，我在一九八七年秋天的一个傍晚，在美术学院打羽毛球，打输了，我坐在那等下一轮，我看着对面新盖的一排教授楼，我忽然间非常害怕。如果我还是这样乖乖地下去，很重要，“乖乖地”，以后我就是教授了。我当时做讲师，每月工资是九十二块人民币，一日三餐吃学校饭堂，不敢吃超出五毛钱的菜，省钱买纸墨，应该结束了。以后越来越难，主要是那个政治环境，文化，思想界特别收紧，当时的知识分子都感到不妙，想离开那个气氛，那种压力。我再不走的话，要不就是在神经病院，要不就是在监狱，肯定不会呆在那栋教授楼里弄文房四宝的。我得离开，那是一种动物本能，就像大地震以前的老鼠、蚂蚁。如果人没有这种本能，有时候太强调思考、太强调逻辑就没那么正常。我不会忘记这段经历。

朱丽叶：现在中国Z/F已经解禁当代艺术。你怎么看？

杨诘苍：这些apparatchik,这些博物馆官僚，不懂当代艺术，也看不起艺术家。他们利用艺术搞活市场，他们要经济效率，要赶上德国，赶上欧洲，赶上美国，要快。我们慢慢来。文化不能快的，有时候要开倒车。我充当这样的角色，我欣赏有的艺术、文化界人士，关注所谓的文化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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