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丽叶：因为参加了大地魔术师展览，你和黄永砯留在巴黎。这个展览对你们的工作方法或者策略有什么影响？

杨诘苍：策略？就是不能一个人做。我们刚来巴黎，处在一个非常庞大的西方当代艺术群体里面，只有两个中国人：我和黄永砯，像大海的沙子一样。如果我们还不粘在一起变成一块石头的话就没掉了。策略是你好，我好，大家好，只能这样，现在大家都好了，每人是一座山。当时真的是什么都没有，没有中国当代艺术家，甚至没有中国艺术家。真是“丧家之犬，惶惶不可终日”。那时很快来了费大为，接着来了侯瀚如，来了沈远，一下整合起来，加上陈箴、严培明，他们当时还是学生。我们就Ok了，开始做起来了。我算是幸运的，不用上班，很多人还要到街上去画头像，在餐馆打工，但我们还是继续做。像王度，真的很感动，他在街上画了十年的头像，一直坚持做他的艺术。巴黎有很多这种故事。纽约有很有名的中国艺术家，可是没有这种亲情关系。艺术，艺术是在一种很自然的生活气氛里产生的。觉得有意思，大家在一起，没意思，不会再见面。有的人尽管很有名，最好是离得远一点。你连这个感觉都没有，那对展览里面的场地，对作品的产生就更没感觉了。做人做事是一样。巴黎这种情况就是用这种心照不宣，相互照应而来的。我一直以为广东也应该这样做，最近几年也开始看到事情出来了。

朱丽叶：你对参加一个中国当代艺术展有什么感觉？

杨诘苍：看是谁策划的。比如法国那个什么蒙皮利埃中国当代艺术双年展，这么可笑。如果这个县城蒙皮利埃能够做一个中国当代艺术双年展，那在我们广东佛山也来做一个美国当代艺术双年展。在开玩笑！不能参加的。

朱丽叶：最后再问，你讲的很多对广东的印象，你为什么呆在巴黎而不呆在广东？

杨诘苍：我是呆在欧洲。如果八八年到了斯坦福，我也就呆在斯坦福，呆在美国了。在巴黎开始只有三个月的签证，后来回到德国。德国很冷，很黑，哦，那个冬天真冷。当时我在海德堡地下室底下两层的一个防空洞找到一个工作室，没有暖气，太冷了，零下二十度，可怜的广东佬，就从那里开始。德国给我最大的好处是我学会了孤独。（朱丽叶：Loneliness……）那时我和岳父经常下棋，一天晚上正下棋，老头忽然蹦出一句话：“男人要学会孤独”。这一“棒喝” 真灵，他看见我总想逃跑，想溜。在巴黎我学会了宽容，今天如果路边再有人把乳房轰出来就不会再跑了，会说声“bonjour”。在欧洲的种种生活经验让我的情趣有一种酷的气脉在流。欧洲的生活情趣千姿万态，有艺术感，很有质量。我以为，到一个地方就得顺着这个地方来长东西，是合理的，世界上到处都有当代性，你承认了，就能从那里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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