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翻译该如何来避免误解，减少原作信息和美感的流失？

沈语冰：翻译是一个创造性解释的过程，是两种知识版块的“地壳运动”，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解释性问题，但这些问题又是文化交流中不可轻视的。翻译不仅仅涉及到语言转换，更是一个了解两种文明、两种文化之间的共性与差异的过程。

记者：不是所有的西方文化都值得我们吸收和借鉴，那么在选择翻译对象的时候，如何来把控好这个“眼光”？

沈语冰：对于我们需要的东西，我们要拿出眼光来。过去我们也做过很多翻译，以外国美术史论的翻译为例，我们曾经翻译过不少著作，但稍微留意一下便可发现，书店或网上到处都是入门普及类的书籍，其原著多为Introduction to或General History of之类的书。这些相对简单的介绍类著作，或仅仅对某个问题、关于某段历史的通史类著作，其实没有必要翻译太多。随着我国学者和学生外语水平的提高，他们大多已经可以阅读这类书的原版。但是，对于那些影响了一个学科的、具有高度原创性的，或者在学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经典著作，我们不仅要细读原文，还要把它翻译成中文。

因为翻译是最好的细读过程，也是一个创作性转换的过程，能极大地影响汉语界的研究和汉语界的批评。经典著作是值得反复研究和推敲的，只有通过翻译的创造性转换，才能让它们融入到我们的本土文化和血脉中来。

记者：不得不提到你翻译的罗杰-弗莱的著作——《塞尚及其画风的发展》。你还提出了“研究性翻译”的概念，这个概念该如何理解？

沈语冰：正因为翻译不是两种语言之间的简单转换，而是涉及到两种语言背后的整个思想文化的系统转换，因此我才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叫“研究性翻译”。我们现在很多学者都有很高的外语水平，但是光有这个是不够的。比如，在翻译一本经典著作的时候，会涉及到很广泛的知识面，包括基本学养、外语素养、翻译的专业技能、专业知识背景、更有母语本身的修养等等，所以要求是全方位的。

除此之外，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翻译者和研究者的文献目录意识。例如，在翻译外国美术理论与批评理论的时候，一定要弄清楚哪些是值得翻译，哪些是不值得翻译的，这关系到我们的西方文献目录学的基本素养问题。过去美术史论的翻译问题，很大程度上就出在这里，我们没有选择到对国内最重要，在西方最有价值的书籍，而是翻译了大量普及类和通俗类书籍。

研究性翻译不仅要涉及作者的背景，学术史的上下文，涉及对作者思想的宏观把握，更涉及到如何使原作与中国的语境相衔接，还要注意原作在中文语境中出现理解上的偏差的可能性，将误读减小到最低程度。这些都是翻译者需要考虑到的，所以，翻译者首先必须是一个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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