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称为“中国当代艺术活化石”的汪建伟是中国最早一批以新媒体艺术为主要创作媒介的观念艺术家。他最初以油画出名，几番改变创作手段与风格，在多种媒体创作中游刃有余;他的作品综合了装置、戏剧、舞蹈、音乐、影像等多种媒介形式;他受到许多国际知名基金会、博物馆的关注，是第一个参加卡塞尔文献展、第一个获得美国当代艺术基金会年度艺术家奖的中国艺术家。他也是目前中国唯一参加过当今国际上最重要的“德国卡塞尔文献展”、“意大利威尼斯双年展”和“巴西圣保罗双年展”三大国际大展的艺术家，被国际、国内艺术评论界公认是最具才华的中国当代艺术家之一。

多年以来，汪建伟一直积极探索知识综合与跨学科对当代艺术的影响，尝试使用多种学科的方法不断创造新的艺术语言，被称为“学习型的艺术家”。他的艺术实践跨越电影、戏剧、多媒体、公共艺术、绘画、装置、行为艺术等等，呈现出极其丰富多元的形态。自2011年4月1日汪建伟个展“黄灯”在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开幕以来围绕“黄灯”展开的讨论丰富而多元。2011年4月17日汪建伟再次对话舒可文一同探讨“黄灯共同体”。

舒可文：大家好!谢谢大家跟我们一起做这个对谈。因为汪建伟的展览，我不知道刚才在讲座之前大家有没有看?其实看一看可能会对他要说的有帮助，因为这个“黄灯共同体”，如果你们看了展览，可能最直接的就是在寻找黄灯，黄灯共同体为什么没有黄灯?这么多人在干什么?黄灯在哪儿出现?因为我第一次来看的时候，跟几个朋友一起来，他们就在找黄灯，黄灯在哪儿?所以首先可能要澄清黄灯共同体这个概念，黄灯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个肯定是先让汪建伟大致地描述一下黄灯状态，黄灯也许不是一个物质存在，它是一种状态或者是一个场域，或者是一个空间，诸如此类，就是可发生某些事情的这么一个场域或者空间，在黄灯这样一个场域或者空间里头将会发生什么呢?将有什么可能在这里头发生呢?这个是个故事，还是一个我们生活的常态?还是我们生活当中会遇到的问题，还是我们必走的道路，诸如此类，我不知道他到底包含了哪些?

汪建伟：其实“黄灯共同体”这两个字连在一起，实际上就是一个完整的概念，而且我觉得“黄灯”实际上最初涉及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大概是两年前阿甘本有一个概念，他当时有一本书叫做《牲人》(牺牲的牲)，他当时有一个观念特别吸引我，就是他从《古罗马法》里边发现了一个特殊的法律，就是说当一个人违反了这个法的时候，这里边有一个法律，这个法律的处罚是这个人不具备可以被祭祀的，不能被成为祭祀的对象，也就是他的处罚是他的放生，他的出发是让惩罚以外，但是这个法后边跟了一条“任何处于这个状态的人可以被任何一个人杀死，而且不受法律制裁”，也就是说这个人本身又处于一个法之外的例外，他把这两个例外放在一起研究人和人处于一个生物生命和生命政治。当时我觉得这个概念特别吸引我，是因为他没有像福柯那样把一个事物分得那么清楚，他认为很多事情或者很多我们面对的，我们难以理解和超越我们理解的都是处于例外状态，紧接着我们有一次去了“胡志明小道”，就是我们第一次出走，在这之前带了很多我们想交流的问题，预设了一些很多的问题，但是我们去的当天就发现一个特别大的问题，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的预设来交流，而且我觉得这种凑着感是双方预设得越成功，挫折感就越大，最后一个星期以后，似乎大家都在找一个不是我正确，也不是他正确，也不是他反对，也不是我反对的这么一个地带，这是第一次给我的感觉就是“黄灯共同体”，而且这样的例子太多。

比如包括我长期的工作也有这样的关系，就是说我们在看一个事物的时候，我们一直想把它说得很清楚，突然你最后发觉第一你说不清楚，但是说不清楚的时候，这个事物还存在着，有的时候你自我安慰你自己，比如你把它说清楚了，但是只是我们使用了一种你已知道的知识，把这个对象描述了一下，但是这个对象可能还是不是属于你描述的一个范围，这个黄灯我就突然发觉总的来讲，它给了一个我们认为我身处的一个现在的社会的一个我认为比较准确的状态，这是一个大概。

舒可文：我想到什么，你刚才说你们在“胡志明小道”之所以遇到那样的问题，这其实也是我们日常当中天天要碰到的问题，就是我们要寻找确定性，寻找确定性变成了我们求知、受教育、做判断的一个非常顽固、非常固执的一个期待，就是要寻找一个确定性，其实任何知识系统之所以要见到一个系统，也是为了寻找一种把生活的各种环节放在一个结构当中，让我们获得这种确定感，获得生活的勇气和立足的地方，但是这种一旦它形成了一个结构，形成了一个稳定的、确定的结构，他却又离我们的生活真实的状态就不准确了，所以我那个时候，我有时候爱跟我女儿说一句话，比如她有一次考试没考好或者什么，她后来都爱学，我永远跟她说：生活是一个长跑。你十岁不是一个稳定的结论，一百岁也不是，你哪天死，哪天这个结构才完成，我们的知识和我们寻找确定性也有这样的类比，就是所有的确定性不到你死就不应该稳定下来，这是我对你的“黄灯共同体”特别有感触的地方，就是我们尽量地把黄灯状态拉大，可能在这里头反而能够形成，虽然不稳定，但是反而能够使事物的面貌往后退一下，退回到我一种原发的状态。

汪建伟：说到刚才我们谈到的一个问题，确定性可能是我们看事物或者这个事物处于的一种状态，一个结论状态，但是这个世界不是说你第一下结论这个事物就已经停止了，包括你自己下的结论也没有停止，也就是说下结论只是我们对这个事物的一种状态的一个结论，但是大量的事情正在发生，就像我们说社会，这个社会我们很容易下一个结论，比如说肮脏的、美好的，这个结论下了，这个世界是不是这样，我们很难说，而且只是一个结论，只是你一个个体的结论，你使用的所有知识的其中之一，这里边有很多问题，比如说你使用的哪种知识，这种知识可不可信，而且这种可信的知识，本身是怎么让你可信，这个事情就变成一个完全不确定的，所以我有的时候觉得这个确定一旦说出来的时候，本身可能就不确定了，就是你无非就是给了他此时此刻一个位置而已。在我微博上写过一条“其实不存在一个关于不懂的世界，只是此时此刻的一个位置”，就像我们说确定性和不确定性，它就是那么一个位置，我觉得我面对的很多问题，如果我身处在这个问题当中的时候，这个事物就不可能像我那样事物的边界那么清楚，正确、错误、完美和肮脏，这个世界如此这么严谨地划分过来，让你去判断，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判断，我们还可以做点儿什么?

第二个问题，就是这种完美的划分本身是不是问题?就像你说的一样，如果我们认为是问题，我们就停在这个地方，就是叫“悬置”，黄灯实际上是一个悬置的概念，在这个地方把以往的意义和以往的没有意义都悬置在一起的时候，它会延长我们对事情那么快速的一个决定，这是我觉得逐渐地我在我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的一种我的思维状态，包括现在，此时此。

舒可文：对于你来说，你对不管由哪一套知识系统所确立的确定性、稳定的结构是很不相信的?

汪建伟：对，因为我觉得它存在的只是此时此刻。比如说在前两天我们跟记者谈起过这方面的问题，我说这种看事物的方法不是我的，是从埃科尔来的，他认为这个世界任何一个事物围绕着它都是一部百科全书，他说的是可能，如果你同意这样一个结论的话，你就必须要面对两个问题，你的这个时候此时此刻的一个结论只是抵达这个事物的一种看法，它包括其他的还有看法;第二个，就是我们是不是只在某一个时刻只同意或者只允许这样一种看法，其实这样的一个问题就面临两个挑战，谁有权来制定这样看世界才是正确的。其实这同时也是我的政治看法。

舒可文：谁有权?

汪建伟：认为这是唯一的、正确的，而且是不能更改的，这就谈到一个“绿灯”本身就是有问题的，而且他是从一个知识和思维方式上质疑某一种事物，这就涉及到这个事物的秩序，只有如此的秩序才能到达如此的位置，这样的话，这个世界有如此丰富和如此的知识结构围绕着它的时候，又是什么样的机制来决定是其中之一可以支配其他，我觉得这个里边其实也是“黄灯”在知识体系上我们必须要面对的事情，否则我们有时候认为知识可以让我们建构起这个牢不可破的道路，我同意这种说法只是建构了你认为的这条道路，但是你必须要认可它只是此时此刻的其中之一。

舒可文：我当时看这个的时候，听到“黄灯共同体”的名字，我最大的感受是完全没有从思想意义上或者什么艺术的探索上，我想的就是我们现在过于泛滥的这种“格言文化”，“黄灯共同体”这个作品的重要性其实是跟我们现在这个环境相关的，如果你在一种古希腊的阿索斯广场上这个“黄灯”就显得没有那么重要，但是在我们今天无论是微博还是什么，就是这种“格言文化”，其实格言是什么?就是一种稳定的结论，一个定论，我记得特别有意思的就是我们在2月份《生活周刊》出了一期“说吧，爱情”，当时讨论这个题目的时候特别有感触，就是“爱情到底是什么?”我们习惯于这种知识叙述的语句，就是什么是什么，主谓宾，就是主谓宾这种语言结构塑造了我们的思想结构，但是主谓宾这种思想结构其实真的是太有问题了。比如我们当时讨论的时候，爱情到底是什么呢?从爱情又说到婚姻，婚姻跟爱情的关系，说来说去永远是在主谓宾，爱情是什么，婚姻是什么这样的结构当中，但是我们当时在那儿讨论的时候，因为我负责写导言，我就想不出来，因为他们说的所有爱情是什么，我都不同意，我就在想我心里的爱情到底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你一定要用主谓宾这种结构说的话，我哑口无言，因为我不知道，我只能做出结论说我不知道，但是如果你说不知道，就跟刚才你说的那个不懂，它不是有一个东西在那儿存在，如果我说我不知道什么叫爱情的话，得出的结论就是说你不相信这世界上有爱情，或者你从来没有遇到过爱情，或者你从来没有渴望过爱情，好像又不通向这个结论，我不懂爱情是什么，到底什么意思呢?就着这个我就在想，最后我写的导言其实就是一句话，爱情是一个实践，不是一个话语对象，因为我们太相信我们的主谓宾这种话语结构，以为整个世界都可以用主谓宾这个结构来描述，实际上能够用它所覆盖的生活画面是非常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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