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我仍然注意到，当代中国的城市意象与未来派图画的相似性是宏观的。要是进入微观层面，或者采用像你我这样呆在城市局部的普通人的身心来感受，恐怕得对弗洛姆描写的城市发生联想了。虽然中国必须充满特色，但只要暂时搁置弗洛姆那段描写中涉及的非中国特色——这是容易识别的——我们就不难发现，他的这段话对当代中国城市来说，依然有强劲的概括力。这种结果可能要令中国许多知识精英和艺术精英感到失望，因为他们怀着一种后殖民主义焦虑，凡事害怕失去“本土性”，而有了弗洛姆给出的参照系，要想在他们自己所呆着的这些城市认出本土性这个东西来，其把握性未免令人灰心。

在弗洛姆的描写中，人——普通的人、个体的人——是一个关键的视点。这样的视点与大人物的登高望远难有共同性，它是在平凡生活位置上、通过个体见识获得的视点。倚此望出去，城市不再是一个指向“新事物”、“强有力的事物”、“伟大活力”、“城市的崛起”等宏大概念或壮丽蓝图的能指，而是与生活密切相伴的存在实体，既包含着高楼大厦、车水马龙、要闻资讯……，也包含着呼吸与悲欢、梦想与失落等属于人的内容。而这些内容存在于个体的身上。后者是被日益崛起的城市驱散到城中各个角落、各种生存轨道上，被要求以自由的主体掌握其命运的个体。他们的命运是独特的，他们的感受和心情是有质感的。可是，所有这些独特性和质感，越来越无法回避其共有的普遍性，即，“人只是一粒尘埃罢了。”

那么，正在走着现代化之路的今日中国，她的城市难道就毫无“本土性”了吗?假定本土性只能在文化属性和历史文脉中获得定义，要在这些城市中认出其蛛丝马迹，当然是困难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只得靠山寨弗洛姆的见闻来谈论中国城市了，因为它们虽难觅“本土性”，却有高度一致的新亮点，那就是房地产的蒸蒸日上和拆迁运动的轰轰烈烈。

据说房地产是城市化必然的结果，而城市化正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假设前者是有据可查的，那么其证据不在别处，就在中国特色的城市化进程之中。迄至目前，中国的城市化一直秉持着一种特色，不是把乡村提升到城市的水平，而是以“摊大饼”的模式，放纵城市的扩张。其速度和规模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的，短短十来年，大城市变成了超大城市，中等城市变成了大都市，而小县城也在热火朝天地修筑大道、兴建广场，以日益膨胀的抱负，向着一个“大”城市的概念演变。这样的城市化，其所到之处，浪潮汹涌，势不可挡。不管是城里人、乡下人，还是老住户、新邻居，均不乏对田野变街市、老屋变新楼的丰富见闻。对此，他们不但能够如数家珍，而且一次又一次地从中受到“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教育。要是还有过与拆迁的亲密接触，那所受教育的效果就简直从身体一直触及到灵魂了。

在这些形象生动、富有感染力的场面中，如果说艺术家独能缺席，那是不切实际的。事实上，艺术家不仅在场，而且留下了历史所不屑记录的片段。例如，1998年，倪卫华通过拍摄街头标语，留下了以文字图像为内容的系列摄影作品《发展是硬道理》;1999年，王劲松同样用摄影镜头，把北京待拆街区一栋栋房屋墙上的“拆”字令记录下来，形成了题为《百拆图》的系列作品。批评家王南溟指出，如果把这两组摄影放在一起，“那就可以将两组不同的作品在同一种语境中互为阐释”[4]。不用说，如此一来，将能把拆迁的观念、形式及二者关系中的因果性、条件性阐释得绘声绘色。

编辑：李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