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木草堂

康有为面对民族的深刻危机，萌发了学习西方之长，实行维新变革，挽救民族危机的维新变革的思想。光绪十六年（1890），他举家迁往广州，并开始讲学。后应学生陈千秋、梁启超之请，正式开办学舍，于光绪十七年（1891）创办了万木草堂，聚徒讲学，宣传改良主义思想。麦孟华于1891年入万木草堂，成为康有为的忠实弟子。梁启勋于1893年随梁启超赴广州就读万木草堂，学得许多西方哲学、历史和自然科学技术，还自学英、日文。汤觉顿于1894年入万木草堂，从康有为学习治身经世之学。

万木情谊

1891年广州市长兴里新开办了一家学堂，取名万木草堂，先生就是日后中国近代史上声名显赫的维新派主脑康有为，万木草堂宣传维新、改良思想，从创办初期的学生不满20人，到后来的100多人，这里培养出一批著名的维新变法的人才，其中梁启超、麦孟华、陈千秋、徐勤等成为戊戌变法的骨干。汤觉顿和梁启勋即在梁启超的介绍下入“万木草堂”学习。是时梁、麦同寓，时常“相与规划救国政略，并助南海先生奔走国事”。

麦孟华(1875～1915)，字孺博。广东顺德人。1891年入万木草堂，成为康有为的忠实弟子。1893年与康有为同科中举。1895年春与康有为、梁启超一起进京应试。同年夏在康有为创办的《万国公报》任撰述和编辑。1898年春与梁启超等联合两广、云贵、川陕、浙江等省举人上书，反对租让旅顺、大连给俄国。戊戌政变后，逃亡日本，协助梁启超创办《清议报》1902年任《新民丛报》撰述，1907年任政闻社常务员。1913年在康有为创办的《不忍》杂志任编辑。后充任冯国璋幕僚，“相与谋倒袁”。后病逝于上海。

汤觉顿（1878～1916），原名叡，又名为刚，字觉顿，广东番禺人。曾任中国银行的总裁。汤觉顿于1894年入万木草堂，号荷庵。戊戌政变后赴日本。1900年潜回国内，参加唐才常起义。失败后再度流亡日本，执教于横滨大同学校，并研习经济学。辛亥革命后回国，出任财政部顾问和中国银行总裁，开创现代财政金融事业，以期实现强国富民之理想。但因袁世凯专制弄权，国事日非，愤而辞职。护国战争中死于“海珠之变”。

甲午中日战争后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一时间在京赴考的学子群情激奋，康有为等联合各省举人发动“公车上书”运动，此后领导北京和上海的强学会，组织维新力量，讨论“中国自强之学”。近代史上励精图治的维新变法运动开展起来。1896年梁启超、黄遵宪、麦孟华在上海创办《时务报》，梁启超任主笔，以变法图存为宗旨，连载梁启超着《变法通议》。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门师生流亡海外仍坚持开民智、兴民权的政治改良运动。1989年梁启超与麦孟华一起创办《清议报》，撰写宣扬保皇的文章，提倡学习日本维新，增强国力以救亡。汤觉顿此时也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陪同康有为、梁铁君等人前往新加坡侨处理保皇会事务。1901年《清议报》被迫停刊后，梁启超在横浜创刊《新民丛报》，“取《大学》‘新民’之意，以为欲维新中国，当先维新我民”， 连载了对青年一代影响深远的《新民说》，介绍民主、自由等思想。并且与革命党的机关报《民报》展开长期论战。梁启超撰稿不遗余力舌战群雄，虽然双方笔战不断，但从客观上共同传播了西方的政治和文化思想，从此梁启超声名鹊起，奠定了他“言论界骄子”的地位。麦孟华则担任编辑和撰述的工作，在推进“新文体”的编辑、传播中他功不可没。虽然梁启超声誉日隆，但梁、麦两人的友谊并未发生变化，因为同时蛰居日本、创刊办报，可谓患难之交，在麦孟华不多的诗词中有多首与梁启超的应和之作。

在国内立宪呼声日益高涨的背景下，梁启超于1907年在日本成立立宪团体“政闻社”，创立《政论》为机关报，继续推进君主立宪运动。1908年2月，政闻社迁往上海，汤觉顿、麦孟华亦回到国内开展工作，积极动员当朝权贵，汤觉顿是奔走其间的重要人物之一。作为政闻社的灵魂，梁启超对政闻社的控制，实多通过汤觉顿这一纽带来完成。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后，梁启超、康有为先回到国内，此时他们的政治意见出现分歧。康有为身居上海反对共和制，继续宣扬尊孔复辟。而梁启超则积极拥护共和政体，1913年与梁启勋一起定居在北京南长街54号，并参与新政府的政治活动。同年推荐汤觉顿出任中国银行总裁，认为“此机关为全国财政命脉所系，非以极远之眼光，极敏之手腕，不能絜其枢以振衰敝”，并力促觉顿任之，梁启勋也在其中任职。麦孟华则一直在上海，与梁启超相隔千里。由于内心的忧虑及身体的孱弱拒绝出任教育总长等职务，梁启超则常写信宽慰他低沉、忧郁的心情。

1915年2月麦孟华因病突然辞世，梁启超闻后“五内崩裂”，当日即作《哭麦孺博诗》，前后八首，又作祭文，并代抚其遗孤，可见二人友谊之深厚。同年秋月，随着袁世凯称帝野心的日益暴露，梁启超、蔡锷、汤觉顿开始秘密筹划倒袁运动。梁、汤与蔡分两路南下，蔡锷回到云南宣布独立，而梁、汤则积极奔走联合其他各省势力筹划滇、黔、桂诸省的举义。同时，汤觉顿赴南京联络冯国璋，广州的孙中山、岑春煊等各派势力，建立起广泛的反袁 “统一战线”。1916年春，广西独立、袁世凯也被迫取消帝制，护国战争朝好的方向慢慢转化，粤军首领龙济光邀陆荣廷和梁启超赴海珠商议和平解决广东问题，汤觉顿深知“粤不定则贼不灭”，故以特使身份亲身赴粤，却中圈套而被杀害。得知消息后梁启超悲愤满怀，挥笔写下了《祭海珠三烈文》。多少年来，为了这位蜚声国内外、赤心为国的师兄，汤觉顿几乎舍却“私己”，把梁启超当作自己事业的中心，代之历险阻，为之洒血汗。他在挽觉顿之联中写道：

纳公规若毫髮，贻公谤若丘山，不祥如余，愿世世勿相友；

尽其力为张良，洁其身为龚胜，非命而夺，疑苍苍者匪天。

在广州公祭梁启超再次缅怀觉顿之风仪，哭曰：“公固为国死，亦为启超死也！”梁启超广交朋友，师友遍天下，但像汤觉顿这样长期相伴、无间亲密者也只有汤氏一人；对汤氏来说，平生知交，则无出梁氏之右者。

编辑：江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