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时期内地传统造像

明洪武二十九年 铜镀金释迦牟尼佛像两尊 高5.7厘米 首都博物馆藏

洪武时期的佛像艺术承袭宋元风格。目前，几尊存世的洪武朝纪年造像反映了这一时期佛像艺术的基本风貌。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收藏的洪武十八年(1385年)木雕水月观音菩萨像，整躯气宇轩昂，显宋元造像雄阔健硕的艺术气韵。像背装藏洞木盖竖刻题记：“东安村众村人等与维那……谨发虔心……吉祥合家乐安。洪武十八年七月。”若无题记，我们根据经验判断，一定会确定为宋元时期的作品。

北京首都博物馆收藏的两尊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铜镀金释迦牟尼佛像，大小和造型风格完全一样，皆结跏趺端坐，显现释迦牟尼佛成道时姿势。佛座为六角形束腰式须弥台座承托单层仰莲座的组合形式。须弥座束腰处刻铭文：“周府欲报四恩，命工铸造佛像一样五千四十八尊，俱用黄金镀之……洪武丙子四月吉日施。”体量虽小，做工精巧，风格古朴，气韵十足，从整体造型到细部刻画带有明显的唐宋造像遗韵。

此像弥座铭文反映了明初藩王奉佛的历史信息，“周府”据考为明太祖朱元璋的第五子周王朱肃王府。朱肃于洪武三年(1370年)受封吴王，洪武十一年改封周王，洪武十四年就藩开封。洪熙元年(1425年)卒，谥号“定”，所以又称“周定王”。周王为何要造这些佛像，且是有零有整的数目？原因还得从朱元璋结发之妻马皇后去世说起。据记载，洪武十五年(1382年)马皇后去世，朱元璋为表缅怀之意，决定选派有道高僧分别辅助诸子，一方面帮助诸子为马皇后念经祈福，再一方面对诸子实施佛教道德教化。由此因缘，诸皇子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周王朱肃大造佛像应与此因缘有关。至于他为何选定5048这一数目，有学者认为与佛教大藏经入藏经目有关。佛教大藏经入藏经目最早由唐代西京崇福寺高僧智升编订，主要体现在他编著的20卷《开元释教录》中。在这部经目著作中，智升选取了5048卷经典作为大藏经的定数。后世雕印大藏经多依之为准，或以之为基础略有增删。也有学者认为是受到南朝傅翕大士发明的转轮藏的启发。转轮藏是一种储藏大藏经的活动装置，转动一周，即表示念诵全套大藏经一遍，可谓一举而多得。朱肃选定此数造像兼具礼佛和诵经的功德和意义，与转轮藏的功用完全相似(金申：《历代佛像真伪鉴定》，紫禁城出版社，2008年)。应该说这两种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

周王造像国内外其他一些博物馆和私人手中也有收藏，初步统计存世数十尊。这些造像大小、风格完全一致，应当是一模所出，只是保存品相有所不同。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造像也有不少仿品出现，有的是近年新仿，有的是清末民国时期所仿。不论何时仿制，仿品与真品区别明显，不难鉴别。

永德时期宫廷汉藏风格造像

 明永乐 铜镀金金刚手菩萨像 高20厘米 国内收藏家藏

永乐皇帝为推行其宗教笼络政策，专门在宫廷设立造像机构，铸造藏式佛像，赏赐给西藏上层僧侣。当时宫廷造像机构称“佛作”，隶属“御用监”，明人刘若愚《酌中志》对御用监及佛作有明确的记载(见《酌中志》卷十六)。据史料记载统计，从永乐四年(1406年)到永乐十五年(1417年)期间，西藏向明廷至少进献了七次佛像，而在永乐六年(1408年)和永乐十六年(1418年)间，西藏六次接受明廷赐赠的佛像(海瑟·噶尔美著、熊文彬译：《早期汉藏艺术》，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这说明，最迟在永乐六年明代宫廷造像已开始制作。宫廷造像始于永乐时期，宣德时延续不衰，但宣德以后便骤然销声匿迹了。它为何突然消失，我们不得而知。因此，明代宫廷造像实际上主要指明代永乐和宣德两朝宫廷制作的藏式佛像，习惯称之为“永宣宫廷造像”或“永宣造像”。

据调查，存世的永宣造像国内外有400余尊，供奉或收藏在喇嘛庙、博物馆和私人收藏家手中。其中，国内有300余尊，藏地多而分散，首都博物馆收藏50余尊，是所知国内永宣造像最多的一处收藏单位。国外100余尊，主要收藏在博物馆和私人手中，收藏地分散。2006年香港苏富比秋拍推出英国收藏家斯皮尔曼(Speelman)历40余年收藏的14尊永宣造像，是已知国外永宣造像最大的藏家。当然，这些数量反映的并不是明代宫廷造像的实际情况。明嘉靖、崇祯时，朝廷发生多次撤毁藏传佛像的事件，一些永宣造像可能遭到破坏；而“文革”期间毁坏的大量佛像中也应有永宣宫廷造像。

编辑：江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