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为突出的变化在造像台座上,发展和创造了一些新的形式。如佛和菩萨像的台座普遍采用仰莲座形式,明显是从宋元造像那里继承过来的。大多数造像还不满足于单一的仰莲座形式,在仰莲座下安配了多角形须弥台座,莲座和须弥座之间以圆柱相连,使造型更趋繁复而别致。这种造型样式为佛像增添高大的气势和华美的配饰,具有重要的美学意义,还具有深刻的宗教寓意。须弥台座象征巨大的莲池,圆柱象征粗硕的莲茎,最上面的仰莲座象征莲茎上开出的大莲花,佛菩萨像坐在这样的莲花座上则象征品格的圣洁和超凡脱俗的崇高地位。
这种造型的台座与当时的宫廷有着密切的关系。根据讲究而复杂的造型推测,极可能是万历朝宫廷崇尚的一种官样模式,而后得到民间的普遍模仿。首都博物馆收藏的铜镀金阿弥陀佛像,身下台座就是这种复杂的形式,体现了明代晚期造像鲜明风格特点。
明万历十五年 石刻九莲圣母像碑 高240厘米 宽145厘米 北京海淀区慈寿寺
另一方面表现为净土造像题材的普遍流行。明代晚期,净土思想和信仰盛行,寺庙遍布,高僧辈出,涌现了憨山德清、益智旭、达观真可、莲池株宏四位弘扬净土的著名高僧。随着净土思想的盛行,一些净土造像题材如阿弥陀佛、观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等也大量流行开来,它们以各种不同艺术形象和造型姿势,大量塑绘出来,供奉于大江南北的寺庙佛堂之中。2008年北京翰海秋拍的一组铜漆金西方三圣像,是明代晚期净土造像题材的典型代表作品。这组造像虽然是明代晚期作品,但铸造工艺和艺术表现具有超越时代的优胜特点:一是表现了较高的艺术水平,二是表现了较高的工艺水平。从整体表现看,其工艺水平与明代永乐和宣德时期的宫廷造像应有渊源关系。斯皮尔曼旧藏19厘米的旃檀佛像与此三尊造像极为相似,足以让人联想到西方三圣像在铸造工艺上与明代宫廷造像的关系。
净土造像题材中,观音菩萨尤为突出,多以单独形式流行,是当时社会崇拜的主要题材之一,此时又受到慈圣皇太后的特别推崇,益加盛行。慈圣皇太后姓李,是穆宗皇帝的贵妃、神宗皇帝的生母。《明史》载她“顾好佛,京师内外多置梵刹,动费巨万,帝亦助施无算”。李太后崇拜观音菩萨,自称是观音菩萨的化身。明万历四年(1576年)李太后下旨建慈寿寺,在寺后殿以自己的形象塑造九莲菩萨金身供奉。如今北京海淀区西八里庄慈寿寺塔旁仍保留了两通画像石碑,一通“九莲圣母像碑”,另一通“鱼篮观音像碑”,都立于明万历十五年(1587年),与慈圣皇太后假托九莲菩萨转世的历史相关。这无疑为明晚期观音菩萨信仰推波助澜。
此时期观音造像种类繁多,姿态各异,目前遗存丰富,在国内外博物馆和艺术品市场常见。首都博物馆收藏有不少具代表性的明代晚期观音菩萨像,如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铜观音菩萨与善财童子、龙女像,是明代晚期常见的观音菩萨造像组合;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三彩琉璃水月观音菩萨像,工艺繁复独特;铜镀金杨枝观音菩萨像是明代中晚期观音造像最为常见的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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