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多见。首都博物馆收藏的铜镀金观音菩萨像，造型大方，形象庄严，做工精细，从造型风格到工艺技术皆具有明代宫廷造像的鲜明特点。天津文物公司收藏的铜漆金释迦牟尼佛说法像，整体风格与永宣造像完全一致，只是面相和躯体略显肥胖，衣纹质感更加强烈。它的表面装金采取了漆金技法，更显示了它不同于藏传造像的汉地造像的工艺技术特点。而首都博物馆收藏的一组明景泰元年(1450年)铜镀金三世佛像尤其值得注意。三尊像的整体风格和制作工艺同永宣造像如出一辙，几乎看不出任何区别。但从莲花座上刻款的内容和形式看，它们明显制作于北京的汉传佛教寺庙，为汉地僧人出资铸造。刻“大明景泰元年岁次庚午圆授广善戒坛传法宗师龙泉寺住持道观施金镀”款。据考，“广善戒坛”是北京两大戒坛之一，在今北京门头沟区潭柘寺内；龙泉寺就是今天的潭柘寺；道观是龙泉寺第36代律宗宗师。这条刻款表明，作为地地道道的汉地僧人道观，完全接受了藏式永宣造像风格，表现出对永宣造像风格的认同和全盘接受。

现存明代汉传佛教寺庙供奉的佛像上，我们也可以看到永宣造像风格的影响。如北京智化寺转轮藏殿和如来殿供奉的佛像就是寺庙遗存的重要代表。智化寺始建于明正统九年(1444年)，正统十一年(1446年)建成，如今基本保持明代建筑风貌。其中，转轮藏殿内置有贮藏佛教《大藏经》的八角轮藏一座，主体经柜朝外立面上浮雕360尊佛像。佛像皆头饰螺发，面相宽平。宽肩细腰，躯体壮硕。身着袒右肩袈裟，下身着长裙，衣纹自然写实。跏趺坐姿，左手结禅定印，右手结触地印。佛座为双层束腰莲花座，莲瓣肥硕饱满。整体造型风格与永宣宫廷造像完全一样。

智化寺如来殿两层，各供一组大型佛像，下为释迦牟尼佛与金刚密迹、大梵天，上为法身毗卢遮那佛、报身佛卢舍那佛和应身佛释迦牟尼佛，上层的毗卢遮那佛像最具永宣宫廷造像特色。整体风格体现了永宣造像汉藏融合的鲜明特点。智化寺是太监王振舍宅兴建的寺庙，是座纯正的汉地禅宗寺庙，与藏传佛教无丝毫瓜葛。一座正统的汉地寺庙里出现了藏式的永宣风格造像，充分说明了明代汉地佛教对永宣造像风格普遍接受的事实。

嘉靖至崇祯时期内地传统造像

明隆庆二年 铜阿弥陀佛像 高29厘米 首都博物馆藏

嘉靖帝崇奉道教，佛像艺术的发展不突出。嘉靖帝即位不久，便打压藏传佛教。首先，宣告一些法王、国师、禅师等等罪行，放逐他们回乡；接着又大肆毁坏藏传佛教造像，刮下佛像身上的金屑。据记载，嘉靖帝三次毁佛：嘉靖元年(1522年)三月，薄录大能仁寺妖僧齐瑞竹资财，及元明宫廷佛像，毁刮金屑一千余两(《明世宗实录》卷187，《明史纪事本末》第52，以及《明会典》《国朝典汇》等)；嘉靖十五年(1536年)，将大善殿及殿内佛像一并毁除，共有金银佛像一百六十九座，重一万三千余斤；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拆毁大慈恩寺，毁掉寺中全部的密宗佛像。这些措施使藏传佛教及其造像艺术在内地一蹶不振，而内地佛像艺术重新回归到传统艺术的独立发展之路。万历时期，因万历帝及母亲慈圣皇太后奉佛，而且大力扶持佛教，内地佛教和造像艺术得以迅速崛起，昌盛一时。目前，国内外现存这一时期的造像实物甚多，可以说是历史上现存佛教造像最多的一个时期，充分反映了明代晚期汉传佛教和佛像艺术复兴势力的强盛。

这一时期造像普遍造型规范，风格媚俗，题材固定，缺乏个性特点，显现出明显的衰颓迹象。尽管如此，这一时期的造像也表现出一些新的时代特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表现为造型风格的新发展与变化。这一时期的造像明显承袭了宋元时期传统造像的风格特点，但在新的时代审美观念影响下，出现了新的变化，形成了头大身短，面相宽大饱满，体态丰臃的新型造像模式。首都博物馆收藏的佛像中就不乏这种新型模式的代表，如嘉靖十一年(1532年)铜镀金普贤菩萨像，莲座后刻“大明嘉靖十一年正月初八日父讳日男陈佐发心追造”铭，造型端庄，做工精细，品相完好，是这一时期难得的造像精品。隆庆二年(1568年)铜阿弥陀佛像，造型特征基本符合佛像规制，但面目不甚端正，衣纹刻画凌乱，莲瓣和胸前的装饰过于庸俗，整体形象完全失掉了佛像应有的庄严与神圣。背后刻“隆庆二年二月二十一日造凤翔县石洛里南家凹东村居住信士杨士威同室人赵妙清同男杨麒麟史氏杨豸麟张氏匠人薛侃薛进忠薛宗耀”铭，整体风格体现了民间造像的明显特点。铜漆金释迦、多宝二佛并坐像，造型样式堪称明晚期造像典型代表。

编辑：江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