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七恸歌》所书的明确时间在“天启五年五月七、八日”两日之客观，可知《七恸歌》的书写，距离熊廷弼的临刑“天启五年八月二十六日”，仅有三个月另19天。至刑前一日的八月二十五日，熊廷弼再作《绝命词》。这期间，熊廷弼由家国到身后，其情感的变化和对自己“报国心寸赤”的表白，均在《绝命词》当中，以“安得起死魂”和“一叹天地白”予以了真实的冀望。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该手卷真迹在书至“宗社有灵”时，熊廷弼的情绪发生了波动，稍作停顿之后，特将“天有眼”作顶格处理。由此而知，熊廷弼内心加重的“被冤”语义，其突出“天有眼”的激切祈盼，有此一顶格而一览无余！这些情感上的细微变化和书写上的着重处理，在《熊襄愍公集》所载《七恸歌》的平静文字当中，是无论如何也难以体现出来的。

四、《七恸歌》的价值及其艺术风格熊廷弼是乡举第一出身的进士和大臣，按照这个身份、地位与规律，他应当在世间留存有许多的作品。然而，由于晚明那个连年征战的时代，熊廷弼这个大文人却一直被朝廷任为武职，且又在屡立战功的情况下，被朝廷不问青红皂白地冤杀处死等诸多因素，致使熊廷弼遗留至今的书法少之又少。从这个特殊的角度出发，熊廷弼在监狱中度过的岁月，与他一生的戎马生涯而言，这段并不平静的生活，是其有限的56岁人生中唯一相对“闲暇”的时期。其狱中所作的“书法作品”，也就有可能是他一生当中最集中、书法“作品”流传于世可能最多的时期。但是，在270年前的清乾隆时期，尽管有乾隆皇帝对熊廷弼“动心欲泪”和“明代巨擘”的盛赞与评价，但在乾隆八年（1743）所编撰的大型书画档案《石渠宝笈》一书中，仍然没有看到有清一朝收集、珍藏到熊廷弼的任何作品。至当今，集全国各大博物馆之所藏而有的《中国古代书画目录》，也仅见上海博物馆庋藏有熊廷弼天启二年（1622）所写的《行书东园十咏》（见《中国古代书画图目》第三册沪1—1518明•熊廷弼《行书东园十咏》卷•纸•32，4=134，1公分），安徽省博物馆所珍藏的《行书五言诗二句》（见《中国古代书画图目》第十二册皖1—116明•熊廷弼《行书五言诗二句》轴•纸•137，2=31，4公分）。它方寻觅，亦仅有我国台湾省“何创时书法艺术基金会”藏有一件《行书蛾眉山月七绝条幅》（见附图，该件作品纸本，187=55cm，所钤三枚印章，均与《七恸歌》完全相同），余无任何发现。可见，熊廷弼遗留至今的“书法作品”，是何等地珍稀与宝贵。而这四件已知的熊廷弼书法，惟此《七恸歌》为巨帙，其尺寸纵33cm×横666cm之巨；其448字之多；其文献、史料、书法艺术的地位，均与前三件书法作品，有不可比拟之巨大价值。故鸿鸣言此《七恸歌》手卷为“国宝”、为“奇珍”，当无丝毫谀诞，亦无点滴之过誉矣！

以《七恸歌》手卷真迹与《行书蛾眉山月七绝条幅》二者的书法风格而论，熊廷弼的书法，直观的第一感觉是笔酣墨饱，行笔疾速、时有飞白，显见力度中有激愤之情，而呈现着武臣执戈扬戟之势；字字独立而不失行气，既透露出森森然的金铁锵锵之声，又让人在阅读、观赏之余，不觉被贯穿于整卷的情绪所带动，感染于文本中之诸“恸”，而相陪于潸然。细品其法度，则可见行笔、点画方扁寓于圆浑，肥而不壮，撇画随意而神在披拂之间；其书写曲线中透着直线的力量，犹势如破竹，力道矫健；结体以欹侧取势，却又不乏颜真卿、米元章的家法，而大有雍容的韵致。尤为明显的是，苏东坡的结体与点画行笔的面貌，亦无不透露出熊廷弼在经年的“武备”闲暇之余，对历代法书的取径和通衢手段，乃是来源于传统的文人典雅、儒家中正的标准和审美情趣，而无“武臣”的野蛮和骄横，从而使他的书法透露出“少典世家”的追求和文人情怀的有度张弛。

编辑：陈荷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