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多苓:在画画上我从来没有撒过谎
0条评论 2013-08-14 14:35:13 来源:99艺术网专稿  

二 女性

唐:在你的作品中有很多女性,你画了很多女性,无论是来自哪个阶层的模特,你都把她们画得特别优雅,很美、很高贵。你觉得这是不是和你母亲之间存在一些联系?

何:也许吧。可能我妈对我有些影响。我妈是学中文的,古典诗词方面的书比较多,我也要看一些,也许这对我的个人气质也有些影响。

唐:看到女性在你的作品中的形象,使我觉得你对女性的感受是美好的。不像有的画家,他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会让人觉得他把女性看得很低。我觉得你作品中的女性反映了你对女性的态度。

何:我不可能把她们画得很邪恶。但我一开始学画时是男女都画,后来从90年代开始就基本以画女性为主了,后来几乎就全是画女性了,这成了我的一种习惯。其实我并不是不能画男的,男的我也可以画。但是怎么说呢,就是一种惯性。在画女性题材的过程中,能够更多地满足我。这种满足,就像你刚才说的,我可以把女性画得比她们本身更美一些、更好一些、更崇高一些。我喜欢表现女性的细腻、敏感、多变、微妙。这些东西都是我所追求的,我比较喜欢这些东西。我不喜欢粗枝大叶,在细节方面我是始终关注的,比如很细微的东西——胸口的皮肤上的斑点、色素、血管形成的一些微妙的色彩等等,这些东西恰恰是只有女性才能体现出来的。

有人说我过去是唯美地画女性,好像我现在画的女性要世俗一些、客观一些了。我过去画的女性肖像的确是给她们强加了很多东西,不自觉地会加上一些因素,使她们显得比本来更美。这点是我独到的,这种美不是表现本质,也不是要画得像洋娃娃一样,而是一种气质上的东西,一种高雅、忧郁的气质,这是我给她们加上去的。我觉得我现在画的女性较为接近她本人的气质,但是仍然有我的一些一脉相承的东西是摆脱不了的,可能一直到最后都会有。但我也不愿意摆脱,为什么非要摆脱呢?

我现在比较注意这一点,即我不要像过去那样在某一方面去美化,而是尽可能地客观。不过这种客观不可能完全客观,因为我毕竟不是照相机,而且我特别讨厌照相写实主义。所以说,我虽然客观了,但仍然有一些主观在起作用,所以这还是通过我自己的眼睛看到的客观,通过我的手脚表现出来的客观。

唐:你觉不觉得你画出来的有些女性的气质和你自己的气质有联系?

何:这个我承认。虽然我后来变得一点都不女性化了,而且还粗糙得很,还很玩世不恭,但是内心肯定有一种阴性的东西,我知道那种东西存在很深。对我来说,艺术本质上不是一种阳性的东西,而是阴性的东西。我不像有些画家,比如凡•高,表现出阳刚的一面,对我来说,艺术始终是一种阴性化了的事物。我想说不定很多搞艺术的人都跟阴性有关。你看艾轩,他虽然是一个很不女性化的人,但他还是有很阴性的一面;刘家琨看起来就是一个比较阴性、比较敏感的人;郭伟是一个很理性化的人,但还是比较敏感。看来阴性在这个行道里很重要。艺术,我觉得它的属性就是阴性。

唐:我觉得有些男人特别害怕自身中的女性气质,因此要表现得特别男性化。而你在这一点上却比较坦然,对自身中的女性气质是肯定和接受的。

何:我是一个很阴性的人,当然这些气质只会通过我的绘画表现出来,而不会通过其他途径去表现。所以我在色彩、画面的收敛和微妙等方面都去体现一些阴性的东西,而不是那种扩张性的玩意儿。我喜欢的绘画也有一种女性的或阴性的特质,我关注的画家也是比较敏感的。比如毛焰,他虽然是画男性的,但他的画充满了一些细腻、微妙和相当阴沉的东西在里面,所以我喜欢他的画。

唐:你近来开始了比较客观地画女性,这是否说明你把你自己和你身上的一些阴性气质稍微拉远了一点距离?

何:我想可能是。我在90年代的绘画中赋予画面的文学因素比较多,比如“忧郁”、“抒情”,还有一些人所看到的“苍茫”、“苍凉”等等,这些词汇都是一些文学词汇。这种因素所表现出来的东西就使画面特别具有一种阴性的气质在里面。后来当我改变题材以后,我从观念这个角度有所改变了,想更多地表现得客观一点,尽可能把客观性贯穿到绘画中去,于是就更多地把自己隐藏起来。我认为,把生活、个人和艺术的距离拉得越远越好,现在就是这样想这样做的。

我肯定不会像其他人那样完全设定一种题材去画,我的题材还是跟自己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但观念的转变促使我更客观地去表现女性对象。可能这种努力是有成果的——就是我现在画出来的东西跟原来大不一样了,跟过去那种画,比如设定了某种眼神的那类画大不一样。现在我画的女性的眼神就有很多空洞的东西了,我觉得这种形式符合当代气质一点,当代人的气质中就有那种成分在里面。

唐:那种空洞是不是你对某种事物的一个判断?

何:是一种判断!这种判断从我的画里就能看出来。现在,比方说如果要我画出原来的那种忧郁的眼神,画是画得出来,但我觉得这是很明显的一种强加了。我现在画的女性肖像的眼神就很茫然、很空洞、很冷漠。很多人看我现在的画就觉得很遗憾,觉得丢掉了他们认为最动人的东西。

确实丢掉了,因为我已经不再觉得它们动人了。也可能是我自己改变了,像看我以前写的文章一样,我现在看来就觉得稍微有点滥情。我知道去掉了那种滥情可能会失掉很多观众,但我觉得并不可惜。更冷地看这个世界,或是更冷地表现它,也许更符合我现在的想法。

近两年来,我的变化确实非常大。虽然说是本性难移,但这样的变化,随着年龄、生活习性以及对自己的整个人生评价的改变,都会造成艺术上的改变。我的绘画中就体现出了这样一些东西。我认为这实际上是一种当代性。当代性不是刻意为之的,而是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我作为一个当代艺术家,在对当代的客观世界的判断过程中,尽可能地用直截了当的手法去表现,这是必然的。

我过去的文学性和诗意特征越来越少了。当然很多人还是认为有,比如说,一些模糊性、不确定性、含混、暧昧这些因素仍然存在,而且很多人认为很好,我也认为很好。我现在尽可能把很多细节弱化掉,把很多体积弱化掉,而且尽可能更含混和更暧昧一些,我认为这种含混暧昧包含了很多因素,那就是当代社会生活给我留下的一些印象。我过去对人性的判断是比较具体的,非此即彼非白即黑,缺乏灰色和不确定性。现在我想大家都看得出这点,这个社会是由一片灰色所构成的,有非常复杂、含混和暧昧的成分在里面,因此我就表现这个东西,不把绝对主义作为出发点。绝对的概念我已经把它去掉了。所以我现在的画在很多人看来比较困惑,因为它缺乏对观众的一种引导性。不像我原来画的女性,别人一看,要么就是美,要么就是气质上的东西,诸如很忧郁、很抒情、很动人,能打动他,观众一看就放心了,觉得他看懂这幅画了;而现在一看,观众就觉得很茫然。再比如我画的婴儿,别人一看,就觉得很丑。原来要买我画的人,现在他们根本不买了,不能接受。这就说明他们还停留在原来对我的画的印象中,而我已经不能提供这种印象了。原来我赋予女性的,赋予我的形象的一些引导性的因素消失了,这样观众就觉得茫然了,所以他们不能接受我现在的画。但我倒真正觉得我现在的画比我过去画得好,比过去那个时代的技巧性更高了,而且客观性、不确定性我表现得更多些了。也就是说,作为一个观察者,我比原来更细腻,作为一个表现者,我认为我的表现手段更为丰富了。我对我的现在基本上还是满意的,虽然很多人可能觉得我在走下坡路,但我对自己还是比较满意。

唐: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你认为在你原来的作品中的一些特质,它们实际上是你所赋予作品的一些东西。然而现在,你从那种主观的“赋予”中走出来,换了一个角度,更“客观”地观察这个世界了,对吗?

何:对。原来那个时代是这样的:我当知青的时候,经常一个人躺在山坡上,听松涛,晚上看星星,反正就是遐想那一类的。这是很认真的,做这些事的时候,一点也不带虚假的东西在里面,因为旁边没有观察者,我又不表演给谁看。因此,这导致了我有些绘画中出现了那种“人跟自然的神秘联系”之类的因素,或者如别人所说的看到“苍凉”之类的因素。而且我当时喜欢的诗歌,比如美国的罗宾逊•杰弗斯的诗,就有强烈的自然色彩,有点像杰克•伦敦的小说,那些诗我当时还试图翻译。由于我当时对诗中那种洪荒时代的感觉特别感兴趣,所以画出来的东西确实就带有那些气质。另外还带有这样一些气质,比如说画《青春》、《我们这代人》的时候所追求的英雄主义气质、英雄主义情结,以及对历史悲剧性的回顾、对个人气质中的悲剧性加以夸大等等。

除了个人气质的原因外,时代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时整个文学界、美术界都弥漫着这种情调,因此这也还是时代使然。

那么就现在来说,我肯定觉得……你看我现在为什么对我原来写的文章感到很“堵”了?因为我觉得很虚假。现在看来很虚假,当时不觉得,当时是很认真的。而现在我们开始对一些东西加以反讽了,这也是一种进步,说明把人性看得更透了,把自己也看得更透了,对自己有一种很强的冷嘲成分在里面了。那么对自己原来的一些东西就有一种本能的回避和抗拒,觉得那种东西还是有点假、有点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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