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甫帖》的始源来历是颇

难考证的一个疑团，有关史籍资料甚少。清初重编的《施注苏诗》卷二十一载“郭祥正家醉画竹石壁上，郭作诗为谢，且遗二古铜剑”一事，总目注此卷所辑为“元丰甲子量移汝州，起四月以后离黄州（黄岗）至金陵（南京）道中作”，同期查慎行编撰《苏诗补注》巻二十三亦录其事，目录注此卷“诗四十四首，起元丰七年甲子四月离黄州，五月至筠，七月过金陵作”，又附李端叔《姑溪集》一诗，原题《次韵东坡所画郭功甫家壁竹木怪石韵》，翁方纲仅称所见旧石刻为“画竹”，不言木石，不似是同图，由大幅壁画摹制作石刻亦甚难想象，但二人无疑在1084年曾经相聚。郭家在当涂（县）姑孰（镇），邻近南京，是黄州至金陵必经之地，九字无上文下理，不似信札，但作为临别时奉赠诗文书画上题识文字则颇恰当。按虞云国、方骥鸿二君分别考证，“奉议郎”（八品）官名于宋初改称“奉直郎”，至元丰三年（1080）始复用，《功甫帖》不可能书于其前，元祐间（1086-1093）郭官阶七品，从而推测《功甫帖》书于1080-1086年间，但也不一定在1084年，《东坡先生年谱》载元丰三年（1080）“先生年四十五，责黄州，自京师道出陈州”，南下途中抑或过金陵相见，真相虽无法确定，此帖狭纸条形，四半旧印不全，位置不寻常，来自裁割题识是最简单合理的解释，文意时地也合。虽然翁氏以为旧石刻上九字为附会，只属臆测，抑或为失传画卷真貌，石画一般不见著录，此帖在乾隆前数百年全无踪影也可理解。

中西之分、张徐之别

西方油画伪作问题严重不下于中国书画，可能由于市场早已上扬，名家作品来历和流传记录考查严格，力求链接年代全无间缺，可靠作品都已各有专家致力研究，个别编辑全集，每件入录作品都经严格审评。此外，先进国家设有刑事部门专责调查艺术品盗窃、作伪和买卖，法国法例最严厉，即使私人藏品中发现伪作，若为第三者举报，裁定后可充公毁灭，对待有如伪钞票或盗版货品。所以艺术文物辨伪是正规应用科学，近代技术发展已相当成熟，不少大学和博物馆设有研究所进行系统化运作，采用各种光谱技术分析油彩化学成分，也用红外光、紫外光、X-光、电子显微镜等专业器材摄取影像，作电脑分析处理。不同时代所用材料都有档案，画家生平所用油彩由过百件可靠作品建立数据库，伪作往往因化学成分不对而被揭露。德国作伪大师WolfgangBeltracchi（1951-）是公认当代作伪第一高手，用料极当心，偶一不慎，一件伪作误用了成分不明的白色油彩，拍卖后买方提交化验，发现内含化学材料为画家生前所无，追究揭发，至2010年被捕入狱，但数十年间已骗倒了不少大博物馆与拍卖行，作品屡被选作图录封面，为名流富豪争购。

西方油画的辨伪技术当然并不全合用于中国书画，但重视客观科学的态度是值得学习的，研究人才都兼有艺术与科学双方面训练，上文讨论的检测分析技巧与逻辑推理只须普通常识，例如纸张厚度与透光度不能混为一谈，大小不同的印文不能拼凑为一，南虫北虫之类神化解释更不会随便发表而不注明科学根据，这种误失在西方研究所是绝不会发生的，安、翁、李著录不一致，鲍氏家藏尽毁，这类流传历史蹊跷也不会不详考研究，拍卖行则只能提供有关资料作参考，不可能如研究所作深入考查分析。英国广播电台（BBC）在2011-2014年间播放一套鉴定专题片集《FakeorFortune》，共十一集，每集对同一画家的一两件作品作出真伪研究，深入调查费时数月，客观态度一丝不苟，即使不谙科技的观众也认识到西方辨伪是正规科学工作，以真凭实据为基础，不容渲染夸张歪曲，有不少研究所分布多国，艺术知识和科技能力都有相当水平。

中国书画鉴定仍滞留在凭个人“眼光”作判断的局面，所以在《功甫帖》的争论中有人提问发言权谁属？有人叹息前代权威专家已一一辞世，无法定案，有人相信张、徐二公所言已足够，无须翻案，这些言论暴露了真正弱点是没有掌握到张公“科学方法”和“比较有据”的鉴定要义。销售商品讲究品牌名誉形象，但发表科学研究不需拥有专家招牌，只需有论真凭实据作比较，例如墨色变化是否像出于大家之手的行书，有大量古近代作品可作比较，收藏印有多少打歪7°，“甫”字七笔是否可能为《安刻》母本，是很容易的比较。作品与翁方纲手稿比较八印纪录不对，详细印文形体就不用比较亦知为伪，但比较后也就体会到晚清伪印的逼真程度，可能已用上了摄影铸板技术。

中国人富有尊师重道的传统，对先贤前辈所述敬畏有加，往往因不愿质疑而致成为盲从，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对“双钩填廓”的解释，把周克文所书文字归在谢公名下，文中未言明钩摹可分二纸就不考虑这可能性了，但坊间字帖制作经过多重手续，始于双钩原作，买帖学书者填廓摹写，用纸不一，人所皆知，何须理会谢公是否曾经有言？另一例是对张徐二公赞语奉如圣旨，不查究即广为引用，所见何物及意见基础也不详。《天际乌云帖》徐公定为“后代临摹本……手段拙劣，笔笔僵死”，此册为翁方纲所宝，因得之而自号苏斋，书斋亦取名宝苏室，徐公评其“不能从形体目鉴”，不识“慧、惠”“二字文义不能通”，但《康熙字典》释慧字：“又通作惠。《列子·穆王篇》秦人逢氏有子，少而惠。《前汉·昌邑王传》清狂不惠。《陆机·吊魏武文》知惠不能去其恶。并与慧同。”想翁氏为一代大家，精通书法古文篆刻，成就在徐公之上，虽亦会失眼，是否会不识“拙劣”书法至视为至宝呢？徐公贬翁自许，提出唯一实据亦误，《天际乌云帖》可否因其自信眼光卓越而一言定伪呢？即使为伪，图⑥所选三字也可见墨色变化，为拍品所欠，即使徐公所见《功甫帖》为同物，能否因其一言而定真呢？加上大量有真凭实据的毛病，能作何解释呢？

其实《功甫帖》争议中的重要误失完全为张公说中：“我看到多少人，当然也包括我自己，鉴定工作上发生错误时，必定是脱离了、违反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把大小不配的残印强凑为“义阳世家”印是“违反辩证唯物主义”一例，忽略鲍氏家藏尽毁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一例。张公自承亦有犯同病，这是资深科学家的度量，令人景仰。廿七岁时（1940年）所见是否拍品根本无须争论，日记中随意一言，难道下半生不能改观？据郑重《谢稚柳》记述，谢公七十九岁时（1988年）相信董源有五件真迹存世，八十三岁后自言有新看法，可见广受尊崇的大师绝不会固步自封，把张公日记断章取义用作论据，又“违反辩证唯物主义”一例。“唯物主义”就是只看真凭实据，按“科学方法”作分析比较，张公本人会采纳为据吗？启功誉其“不为古书画大名头所震慑，坚持冷静地、客观地分析研究”，这才是后人该尊敬学习的态度。

编辑：江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