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着相机和速写本的艺术家，抑或间谍？

一切都始于1937年6月17日。那一天，博尔顿的邮递员约翰·克拉克看见了一个形迹可疑的家伙。他“无疑是个外国人”，克拉克心想，并将他的行踪汇报给了警察，“他穿过一座桥，爬上一个山头，掏出照相机，看上去像是在拍摄发电厂”。四天后，克拉克又看见这个男子斜靠在在离发电站0.25英里的一座桥上。警方调查了该男子的车牌号后确认他即是崔维里安。

崔维里安的自传《靛蓝色的日子》封面

1938年的8月又发生了一起相似的事件。博尔顿电力公司的一位工程师向警方报告他看见一个男人在发电站旁写生和记笔记。车牌号又指向了崔维里安。

崔维里安很有可能对他招来的关注一无所知。他在完成于1957年的自传《靛蓝色的日子》（Indigo Days）中描述了自己的工作方式——“我所见到的事物会让我有将之入画的冲动。也许那是我只有一面之缘的东西，比如新南威尔士的一架炼钢炉。我会在速写本上甚至是信封的背面迅速画下几张速写。总有一张会让我恍然之间感到自己捕捉到了它的神韵”。

崔维里安的作品《博尔顿钢铁厂》（1938年）

崔维里安生活在伦敦，但在1937-38年间，他为参与大众观察（Mass observation)计划多次造访了博尔顿。大众观察计划试图记录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因而崔维里安创作了大量的速写和照片，也固然招致了他人的疑虑。他以博尔顿发电站为主题创作了大量作品，比如一幅完成于1937年的名为《博尔顿：百万伏特》（Bolton: 1,000,000 Volts）的剪贴画。博尔顿的其它工业景致也为他提供了不少灵感，比如他在1938年创作的《博尔顿钢铁厂》（Bolton Mills）。

共产主义集会

博尔顿警方将崔维里安可疑的行迹汇报给了国家安全局。安全局的调查继而揭露了与崔维里安相关的另外3起案件。崔维里安因妨碍公务而被警告，因违例停车被罚款，还因在车上张贴广告而被罚款。在收到博尔顿警方的报告后不久，一位安全局的官员就做了如下记录：“据可靠消息，经常有人看见崔维里安出席哈默斯密斯共产主义小组及其它左翼组织的集会和游行”。这条记录解释了为什么安全局会格外关注崔维里安，因为他们视其为危险的左翼分子。

崔维里安作品《Rubbish May Be Shot Here》（1937年）。这幅作品中使用了英国皇室成员的人物头像做剪贴材料

其它政府机构也纷纷将崔维里安的护照和车牌信息递交给安全局。安全局的便衣还前去参观了位于崔维里安位于哈默斯密斯家楼下的画廊，并表示展出的大部分都是“超现实主义”作品。（崔维里安前一年刚参展了伦敦国际超现实主义大会）。

安全局的创建者弗农·凯尔（Vernon Kell）向博尔顿警方发出了一份详细描述崔维里安其人的文件，并特意强调崔维里安“有时会穿凉鞋”，而凉鞋是当时左翼知识分子的标志性单品。凯尔还附上了一张崔维里安的照片，很有可能由潜伏的便衣警察暗中拍摄，并描述道：“这张照片精确捕捉了他的外貌，虽然他的神情不太自然”。崔维里安的信件也收到监控。安全局记录在案的第一封信件来自作家亨利·米勒，从他位于巴黎修拉别墅的地址寄出。记录显示，尽管崔维里安受到严密监控，但他似乎并没有与任何“极端分子或外国间谍”有所往来。

编辑：江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