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根海姆的情人

崔维里安的所有海外形成也受到秘密监控。在1939年4月21日，他被发现正准备登上一艘由纽黑文驶向迪耶普的渡轮。“他和玛格丽特·古根海姆同行。古根海姆是美国人，40岁，持美国护照，护照号1214。她的英国地址是彼得菲斯尔德市赫斯特镇紫杉山庄。”这位玛格丽特·古根海姆女士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是佩姬·古根海姆，一位美国社交名媛和收藏家。崔维里安与古根海姆有过一段短暂的恋情。二人共同前往法国，崔维里安于5月2日返回纽黑文。一位安全局的官员写道：“他似乎孤身一人回来。尽管海关对他的行李进行了彻底的盘查，但没有任何可疑物品”。

佩姬·古根海姆

崔维里安和古根海姆1939年的迪耶普之行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并未被国家安全局记录在案。当时二人都处于各自烦心的恋情中。崔维里安1934年与查尔斯·达尔文的曾孙女厄休拉·达尔文（Ursula Darwin）结婚，但他们的婚姻随即出现裂痕，并最终于1950年离婚。佩姬·古根海姆风流成性，崔维里安也无法抵挡她的诱惑。紫杉山庄，即古根海姆留给当局的地址其实是她诸多情人中的一位，共产党人、出版商道格拉斯·加曼（Douglas Garman）的住宅。二人自1934年在一起，但到1939年二人的关系已接近冰点。1939年的法国之行无非是一次情人间的幽会。3个月后古根海姆发现自己怀有了崔维里安的孩子，并毅然决定实行流产。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不久后爆发。崔维里安赴北非和巴勒斯坦在军事伪装部门任职。但即便在战场上，他依旧受到安全局的关注。他与反法西斯的左翼国际艺术家协会的关系过从甚密，令当局心生疑虑。而令人费解的是，他和由现代艺术家组成的白鹿社的关系也令当局不安，因为安全局认为该组织“很有可能从事纳粹活动”。

战后的布拉格

对崔维里安的监控在战后仍未停止。1948年7月7日在诺霍特机场，刚从布拉格返回英国的崔维里安就受到了安全局的盘查，但他的行李中还是没有被搜出任何可疑物品。1951年起崔维里安的电话被监听，但记录显示他的对话无非是唠唠家常。安全局1956年8月31日的一封文件认为“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崔维里安正在从事谍报工作”。然而，事情远未结束。

崔维里安的作品《列宁格勒》（1961年）

一位代号为F.I.A的特工在一份“机密文件”中记载，崔维里安在1960年5月31日来找他喝酒，并向他透露自己会去苏联度假。侃侃而谈的崔维里安显然不知道他正在与一位安全局特工聊天，他聊到了自己“会去列宁格勒拜访一位老朋友，那位朋友之后会接他去他位于莫斯科郊外的乡间别墅”。那位朋友后来被证实是驻莫斯科的英国记者拉尔夫·帕克（Ralph Parker）。

正是在这次俄罗斯之行中崔维里安遇见了逃往苏联的间谍盖伊·伯吉斯。二人在剑桥求学时就彼此相熟。伯吉斯写给母亲的一封信被安全局截下，也让我们知道了这位间谍对崔维里安的看法：“我和一位来自英国的老朋友崔维里安一起野餐、游泳，他也是安东尼·布朗特的好友。他是一个极好的画家，有着一个美丽的妻子。能和这样一个开明的人聊天真是幸事——大多数人来到这里，或是过分同情苏联，或是过分厌恶苏联，但崔维里安不是”。伯吉斯的判断也许最接近事实的真相：虽然崔维里安是一个左派，对能在冷战中穿越铁幕感到兴奋，但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他是一个共产主义者。

真理的力量

崔维里安在1957年自传中谈到他政治观点的演变：“我们无助地看着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和衰亡，又似乎无忧无虑地在一种自由和另一种自由间徘徊。和我大多数的朋友一样，我曾被共产主义吸引，参加过亨利·波利特（Henry Pollitt）和特德·布拉姆利（Ted Bramley）召开的共产主义集会。作为一个超现实主义艺术家，我玩过‘手榴弹’（崔维里安创作的一件超现实主义艺术作品，表达他所谓压抑的欲望），在5月1日游行过。作为国际艺术家协会的一员，我写过电报，纠缠过国会议员”。但在20世纪30年代晚期，这些抗议“似乎毫无作用”，他在艺术中找回了那些“亘古不变的价值”。

崔维里安的作品《手榴弹》（1937年）

1987年，即他去世的前一年，崔维里安被选为皇家艺术学会的会员。他的遗孀玛丽·费登（Mary Feddon）是他的第二任妻子，于2012年去世。崔维里安的人生轨迹毫无疑问不同寻常，而他身在的文艺圈也因充斥着各种离经叛道的言论。但他毫无危害国家的念头，尤其是在他的晚年。崔维里安的档案在1968年至他于1988年78岁去世时至少被安全局的官员察看了逾20次。这份安全局的记录揭示的更多的是英国政府的草木皆兵，而非艺术家本身。

编辑：江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