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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介入乡村,主体是村民还是艺术家
0条评论 2016-11-15 09:03:57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作者:莫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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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对于乡村的关注,实际上远比“艺术介入乡村”这个提法来得更早。十余年前,已有一拨艺术先行者通过艺术的途径进行乡村建设。10月28日在广东美术馆闭幕的“进入乡村:拯救与共生”当代艺术展,通过近年来重要的“艺术乡建”案例,例如渠岩、靳勒、左靖等艺术家的乡村实践对艺术乡建进行了梳理。该展海报上的作品是渠岩的《当代祠堂》,这是渠岩十余年来通过许村艺术实践形成相对完整的文化新思考后,首次以真实作品形式呈现的创作。渠岩的艺术乡建过程,也是一个主体确立的实践,最终,通过与村民形成共同体的方式,他在许村谱写了一首艺术行动之诗。在近年来引起热议的艺术乡建话题中,主体性的确立已然成为乡建能否顺利进行的前提。

从新中国成立前晏阳初、梁漱溟等人的乡村建设运动,到新世纪以来的“新农村建设”,乡建知易行难。艺术乡建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源于2014年的一场“辩论”。2011年由欧宁等人推动开启的“碧山计划”,让安徽省黟县碧山村有了书局、酒吧,以及艺术活动。2014年,还在哈佛攻读社会学博士的周韵跟着国际暑期班到碧山,在她此后的文字《谁的乡村,谁的共同体?——品味、区隔与碧山计划》中,对“碧山计划”提出了多个疑问,其中一项就剑指村里的路灯:村里人想要路灯,而外来人更想要看星星。路灯和星星的对决看似区区小事,实则知微见着,引出了问题的关键:谁的乡村?

“许村艺术乡建的主体就是村民。”对于主体性的问题,渠岩毫不犹豫地回答。他认为,现在乡村的问题是过度现代化产生的问题,这就不能以精英主义居高临下的方式再进行“现代化的抢救和治理”,比如“我赋予”、“我要改造”等现代话语。从社会学和人类学来讲,正确的关系是相互尊重与认可,互为他者,建构新的乡村共同体。

上世纪90年代,从捷克回到中国后,渠岩发现出国前感受到的先锋性、批判性已荡然无存,他决定暂时放下画笔,带上相机去了中国最真实的现场——乡村。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冬天,渠岩到山西省晋中市和顺县拍摄,由此认识了当地摄影协会的范乃文,此后慢慢发生了“许村”的故事。现在,许村村民已经将渠岩当作自己人。在不断的磨合调整中,双方达成平等互惠的关系。

渠岩为许村解决了什么?筹办了两年一届的艺术节、建立了许村艺术公社、村子里爱画画的聋哑人王仲祥的作品有了销路、村民们农家院的生意越来越好……更为实在的是,经过渠岩的多方走动,每次一下雨就坑坑洼洼的场景不见了,村子里第一次有了下水道系统。

许村为渠岩解决了什么?他通过许村搭建了一个平台,让更多艺术家获得亲历乡村现场的机会,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他重新构建了一种乡村应该存有的文化逻辑,解决了关于主体性的疑问。通过十年时间完成“许村实践”这件作品后,渠岩选择以乡村显性文化价值的载体——祠堂,作为自己的作品,并用当代的手法进行再造。

促进乡村的经济发展,这似乎并不是艺术家的工作,却是村民的愿望,这就变成艺术乡建的隐性条件。就像此前路灯和星星的问题,两者是共生的,难以割裂。以许村为例,该村属于国家级贫困县,农民想致富却找不到任何途径,许村艺术节为发展农家乐经济创造了条件。此前,许村的农家乐有20多户农家乐,生意也不大好,现在不仅多出一倍,还多了一些饭店和商店,实现了许村人热盼的农家乐经济。让农民生活好起来,艺术就有在乡村留存的机会。

“谁的乡村,谁的主体,这是现在特别要强调的。但是也不能完全以乡村为主体,因为现在乡村村民的主体价值已经崩溃了,沾满了现代化的毒素,会用物质来判断你所帮助的价值。重建乡村的关系,是要不断调整相互之间的角色。”渠岩正是在妥协中完成了这种共建。通过主体性的确立,渠岩建立了一个艺术和乡村能够持续发酵、成长和发展的体系。

编辑:江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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