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培明:为蒙娜丽莎举办葬礼的人 2009-09-24 13:24:16 来源:外滩画报 点击:
他是第一个打开西方艺术圈和艺术市场的中国艺术家;是第一个活着在卢浮宫举办个展的艺术家;是继赵无极、陈箴之后,第三位作品被法国蓬皮杜艺术中心收藏的华裔艺术家。
 
 
    人活着要知道天高地厚
 

  记者:4年前,你在国内首次个展的序言上这么写:“我的标准是定在最顶峰的,受全世界公认,在全世界有影响的艺术家。我现在还没有进场踢球,还在坐冷板凳;我的路还没有开始,还在做准备工作。”现在你怎么看自己?成为主力了吗?
 
 
  严培明:还早着呢。人活着要知道天高地厚。我才刚刚开始走向世界。过去,我坐在冷板凳上,现在偶尔从冷板凳上站起来,开始上场了。
 
 
  记者:2008年,你的作品总成交额比2007年增长103\\%。你的作品卖得这么贵,你想到过吗?
 
 
  严培明:我这个人从来没想过赚钱,没有追求过多少钱。我过着很简单的生活。能养活自己,我就很满足了。拍卖行跟我无关,这些东西都是二手市场。
 
 
  记者:前两年中国当代艺术火得烫手,你的作品却卖不动。
 
 
  严培明:那时我在中国没卖出过一幅作品。理由很简单,我签约的画廊面向美国、欧洲,没有在中国开发,中国人对我的作品还不了解。
 
 
  记者:你怎么看待当时中国当代艺术的火热和现在的低迷?
 
 
  严培明:这是必然的,就像炒股票。艺术圈子的人把艺术市场搞得像股票市场一样,出现很多的冒险、虚荣和膨胀。艺术品不可能一直涨下去,要靠一定的时间和艺术地位积累。三四流艺术家的作品价格乱涨,不可能的嘛。
 
 
  记者:你常年在国外,算是中国当代艺术圈外的人吗?
 
 
  严培明:1990年夏天,在法国南部办了一个中国艺术家展,才把我联系进来。当时有6个艺术家参展:陈箴、蔡国强、谷文达、黄永、杨诘苍和我。现在这6个人各走各的路,都很有名。我们都是很好的朋友。我特喜欢黄永。他就是个艺术家,敢展示自己的东西。
 
 
  记者:你怎么形容自己?
 
 
  严培明:在心底里,我是一个很孤独的人。孤独不是痛苦,是一种幸福。我喜欢一个人在家里,听听音乐、看看书、想想问题。躺在床上就幸福了,还烦什么?
 
 
 我从来不会奉承自己
 

  记者:1960年,你出生在上海闸北区。童年对你的创作有什么影响?
 
 
  严培明:我出生在工人家庭,排行老二。我从小喜欢画画,慢慢就养成了比较孤独的性格,喜欢一个人想问题。放暑假,我会去农村祖母那儿,在河里游泳、抓小鱼。我的童年比较单纯,很幸福。我不会说我的童年痛苦。现在的我比过去痛苦多了。
 
 
  童年最幸福。在童年,我归父母管。现在,我不但要管自己,还要管父母和小孩,上有老下有小。
 
 
  记者:为什么你说现在比以前痛苦?
 
 
  严培明:当你爬到一定位置的时候,就会感到自己的为难—遇到新台阶,跌下来惨,爬上去累,但还是要爬啊。
 
 
  记者:你多次提到命运。你怎么看待命运?
 
 
  严培明:我这个人永远在逃避。我想,我碰到的困难,都是我的命运。这样想,我就舒服一点。我妈妈信佛,天天帮我祈祷。中国人讲“命不好”,这也是逃避的一种方法。其实我一辈子很幸运,碰到了很多好人。每当我不幸运的时候,我会把它化成幸运。
 
 
  记者:你其实挺顺的,没有经历过上山下乡,“文革”中也没有磕碰。
 
 
  严培明:当时,我在横沙岛学农,班主任带着我们在那儿待了几个星期。学工是在上海手风琴厂,每个小孩都有一个师傅。那段经历很好玩。
 
 
  “文革”时期,上海的学校上半天课,学生多,教室少。我们就有课余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我喜欢画画就去画画,帮着出黑板报。这样,我就慢慢开始画画了。
 
 
  记者:你年少时的理想职业是什么?
 

 

  严培明:我的想法很简单,最想去电影院工作。电影院里要画广告、海报。这份工作太适合我了。其次想去街道附近画死人照片的店。他们给死人画画,把一张小小的一寸照片放大。这也是画画,很自由。我想这份工作也不错,只要有死人,我就有工作。现在,我把这两者混在一起,变成我活着的理由。
 
 
  记者:我听说过一个关于你的故事。你在家里画画,画了两个礼拜。你的家人就站着吃饭,吃了两个礼拜。确有其事?
 
 
  严培明:真的。我的家人很尊重我。只有我有这个特权。我从小就很懂事,父母从来没有为我担心过。我知道我父母的痛苦,也知道他们的能量。我不会对他们有很多要求。
 
 
  记者:你家当年的面积多大?
 
 
  严培明:18平方,已经算大了,我很多同学的家更小。小时候永远没有自己的房间,永远处于集体生活。
 
 
  记者:你的家境不富裕。你不上学,不做生意,只是画画。你的父母支持你吗?
 
 
  严培明:他们是很普通的工人,不像现在的父母那么有功利心。他们从来不追求金钱,家里像养动物一样,给小孩饭吃,生活要求很低的。他们不懂艺术,可是知道我从事的是很有价值的事情。他们也不想我成为一个什么家,就是觉得你喜欢画画,就支持你。
 
 
  记者:现在你家的面积多大?
 
 
  严培明:差不多一两百个平米。
 
 
  记者:出国几十年后回到上海,你对上海的变化有什么感触?
 
 
  严培明:上海人最痛苦的就是房子。上海的变化就是从人均居住面积一两个平米到20多平米的变化。现在,用金钱来衡量一切,人自私了,人情味比过去少多了。这就是社会变化,很难避免。
 
 
  记者:你在2004年画过外滩。那幅外滩似乎有疑惑,没有荣耀。
 
 
  严培明:很多人会奉承,我从来不会奉承自己,永远有自我批评的意识,我不画美好的上海,表达美好的世界。我寻找的不是悲观,而是人的力量,自己的观点,对世界的责任。我是在搞艺术,不是在搞促销,也不是搞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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