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者在谈到现代艺术批评时，曾区分了几种主要的方法。例如，莎莉·艾芙丽塔[Sally Everett]在其著名的文选集中提出了四种这样的方法。她认为，自1850年至今，也就是从波德莱尔时代到现在，描述思考现代艺术的基本方式的四个术语被认为是形式主义[formalism]、前卫艺术[avant-garde]、语境主义[contextualism]与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Sally Everett ed., Art Theory and Criticism: An Anthology of Formalist, Avant-Garde, Contextualist and Post-modernist Thought, London: 1991, p.ix.)。但是，这些术语(或范畴)并不只依据一个单纯的标准，它们之间的关系也不对等。事实上，这里有两组不同的标准：形式主义与语境主义是一类;前卫艺术与后现代主义是另一类。而且，由于彼此重叠与交叉，增加了人们理解上的混乱。因此，在拙作《20世纪艺术批评》(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中，我是沿着现代主义[modernism]、前卫艺术[avant-garde]与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这样一组术语来组织材料的。只有在必要的时候，例如在讨论罗杰·弗莱时才提出形式主义概念，但是，我将形式主义纳入现代主义的更大语境中加以考察。

　　不仅如此，我还将20世纪的艺术批评，大致划分为三个时期：50年代以前，是高度现代主义占主导地位的时期(详见《20世纪艺术批评》第一至六章);60-70年代，后现代主义到处漫延(详见第七至九章);80年代以后，新的综合趋势开始出现(详见第十章、“结论”)。正如著名艺术史家与博物馆馆长马西亚·塔克[Marcia Tucker]在一部至今仍在欧美大学生中十分流行的文选的“序言”里所说：“80年代以后的批评氛围与过去20年相当不同。它更趋多样化，这既可以从它所产生的写作类型的角度看出，也可以从其作者的背景与兴趣见出。跨学科的思想与研究不断增长;其他领域中的作品——哲学、语言学、人类学、实践与行动科学，仅举数例——能作为一种参考、一种模式而起作用，或者，它本身已被编织进批评话语的织体之中。艺术批评因此与一个更大范围的知识分子的事业联系在一起，今天它可能已经包含政治的、文化的与社会学的分析，当然也包括纯粹形式的分析。”(Brain Wallis, ed., Art After Modernism, Rethinking Representation, Boston: Godine, 1984, p.viii)

　　任何分类，都取决于角度。只有角度一贯的分类，才被认为是逻辑上可接受的分类。我的现代主义、前卫艺术与后现代主义三分法，所取的角度就是三种不同的艺术观(既是创作与批评方法论，也是其美学)分别对现代性作出回应的方式。可以说，角度一贯，也就是，都是看它们对于现代性的态度。

　　所以，要为我的这个分类法辩护的第一着，就是对“现代性”有所交代，然后分别集中研讨现代主义、前卫艺术及后现代主义对于“现代性”的不同态度，最后见出这三种范畴的逻辑同位性。

　　什么是现代性?贸然提出这个问题，显得大而无当。而且，暂时回答这个问题，还不能涉及内容，因为这“内容”恰恰只有等到现代主义、前卫艺术及后现代主义分别对之作出不同的回应后，才能见出。所以，一上来，我只能提出一个关于现代性的“纯形式的”定义。

　　经过对现代性这个时髦用语一段时间的考察后，我发现人们主要是在两种不同的取向上使用“现代性”一词。一种是经验描述式的(descriptive)，其代表人物如英国的吉登斯[Gidens]，认为现代性包括了近代民族国家的诞生、工业革命、资本主义过程等等，由此引发出“欧洲现代性”、“美国现代性”、“亚洲现代性”等等概念。在中国颇有频率的词语如“中华现代性”、“毛泽东现代性”、“另类现代性”等等，本质上也当作如是观。总之，这种意义上的现代性，指的就是近代各民族国家被卷入现代化进程的经验和历史。

　　另一种是规范论证式的(normative)，其代表人物如德国的哈贝马斯[Habermas]，认为现代性是启蒙时期的思想家们就“一个理想的现代社会应当是什么样的”问题反复讨论、建构起来的“方案”，所以现代性不可能指某个实在的历史过程，或实然的模样(是，is)，而是一个理想的、尚未成形而“应当”(ought to)成形的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