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琉璃厂 1965 年
半个世纪的中国情结
“Can you speak Chinese？”（您会说中文吗？）
“Mei You，Mei You.”（没有，没有。）
不会说中文的马克，看过黄浦江上的昔日风帆、登过8次黄山、对北京全聚德的方位了如指掌。
上世纪50年代，马克用了6个月，从巴黎一直开车到加尔各答。待在印度期间，他认识了周总理身边的人，通过这层关系来到中国。“1956年9月，我接到正式通知，允许我1957年1月1日起待在中国。作为一家法国杂志的记者，我在中国工作过4个月。上海某部门安排我拍制陶工人，但我不感兴趣，希望能参观工厂。他们很不理解，为此，我还罢工了两天。”
1957年去延安时，马克拍下一张毛泽东睡过的床。普通的物件，经由他特殊的用光和构图，升起一股宗教感，“毛泽东说，蚊帐是他在延安时期拥有的最奢侈的一样东西。”
1965年，他再次来到中国，拍下北京美术学院雕塑系学生的课堂，“毛泽东严禁所有裸体模特，他们被认为是颓废的、腐朽的资本主义的写照，当年只留下这个课堂还有裸体模特。”
同年，他还记录了中国民众在天安门前抗议美国介入越南战争，背后是胡志明与毛泽东的海报；上海码头工人正在向右奔跑，方向与招贴画上毛主席领导下向左前进的工农业相反。
进入1990年代，马克多次回到中国。1992年，他将镜头对准《小平同志在深圳》的巨型宣传画，拍下脚手架上一名工人为画像着色的照片；1994年，他拍下深圳建议人们购买股票的广告，下面是撑伞路过的行人，广告板上的金币则像雨点般落在木质人行道上。
中国的“年轻”摄影家们习惯昵称他“老马克”。1990年代，他与肖全、吴家林、杨延康等人成为忘年挚友，其中，来自云南的吴家林更是借由马克的推荐登上国际摄影舞台。马克说，中国摄影师应该积极吸取传统文化的精髓，而不是受一些西方蹩脚摄影师的影响，要用镜头把中国传统的美与真实传递给世界。
他拍摄了一系列带有浓重当代意味的彩色照片，表达了他对这个古老而又年轻的国家所抱有的深情。解说词是这样写的：黄山虽叫“黄”山，但其实在大多数时候是蓝色的（1985年安徽）。紫禁城的墙上满是传统的中国红，这是喜庆、富足与幸福的象征（2005年北京）。“没见过的上海”系列中，2005年摄下的里弄生活，虚晃的画面和看似不确定的构图，决然打破了他过去的专属风格。
“我非常热爱东方，远远超过我们的城市，或者我们成长的家乡。我们总是被相反的、不同的东西所吸引。当我到东方时，我发现东方确实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化，思考方式、行为和文化都截然不同。现在，所有的事都对齐了，麦当劳和所有西洋的东西，中国再也不是远东，它已经变成远西了。”
在战乱中心按下快门
“我的另一个相机在哪里？伊拉克……伊拉克……”
纪录短片《年度瞬间》片头，2003年伦敦反伊战游行，马克将相机举过头顶，对准汹涌人潮。他的身后，正是其1967年拍摄的反越战名作。
“1967年10月，我身在美国华盛顿，发现自己被裹入一股宏大人流……大批情绪激昂的群众为了越南和平游走街头。成千上万年轻人--不论性别、肤色，从四面八方聚拢，向五角大楼示威……我疯狂地按动快门，傍晚时分胶卷已经用得精光。最后一张是最棒的，凝固在我的取景器中：那是一朵柔软的花，被固执地举在一列刺刀面前。”
20多年后，马克又见到了照片中的女孩Jan Rose Kasmir，2006年两人通了电话，“我问她在干什么，她说在为全世界和平而战。我说，如果做这个工作，就不会失业了。”策展人尚陆补充道：“其实马克自己都忘了，他最后拍了两张。全世界都只发表了一张黑白的，非常有名，美国人当时叫做《Flower Power》（花的力量）。最近他还找出一张彩色的，去年巴黎回顾展时，终于调出来了。”
短片中，马克坐在纽约中央公园的大树下，回忆“9·11”。他痛心地闭起双眼：“周二早上9点多，来了个电话。Lida Asher跟我说‘快开电视！’我找到遥控器后，以为要找个新闻频道，但所有频道都在播放同一个画面。我看到了直播的第二架飞机。我想，即便那些播音员也怀疑第二架飞机是否也是一次事故？！我能做什么？我问自己。我拿出身边的相机对着屏幕拍摄，接着，我跑到时代广场，那里一切正常，人群、出租车，熙熙攘攘。在最靠近世贸中心的联合广场，警察封锁了街道。我们能够看到浓烟滚滚。联合广场挤满了年轻人，大家都在哭泣。有一个人边兜圈子边叫：‘一无所有……无中生无。’”
1955年，巴基斯坦边境，部族武器车间里持枪的小男孩，“等这个小伙子长大后，他会拿起枪作战吗？他参加的又会是哪场战争？”；1960年，加纳北部，一个与现代世界隔绝的村庄里，“一群赤身裸体的孩子兴高采烈地跑来欢迎首位西方人的到来”；1969年，越南河内，信奉天主教的妇女在北越Phat Diem大教堂祷告；1971年，印度加尔各答难民营里的年轻母亲；1979年伊朗德黑兰的蒙面者，“是一位试图躲避旁人注视的高雅妇女”……
“新闻摄影师嘴上挂着自己那套行话，讲的也是只有他们业内人士才懂的笑话，我总觉得融不进他们那个小圈子--直到阿尔及利亚争取独立那次，我一刹那间切身体会到他们那种记录新闻事件的迫切欲望，人们为了占领‘拍摄最佳点’疯狂地你推我搡……卡帕总说：‘如果你的照片不够好，那是因为你靠得还不够近。’可现在呢……我们没法再做旁观者，我们本身就是这剧烈动荡的一部分……身体的直接冲突和让人震动的画面完全驾驭了我们的感情，让我们和整个人群同呼吸。置身人群，我的情绪不止一次被这样调动起来：尼赫鲁的葬礼、尼泊尔国王的加冕礼、1968年5月的巴黎，还有在德黑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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