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吕布自传
翻译：刘旸
我曾经那么少言寡语；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脑子里永远都在胡思乱想。在家里，我的哥哥姐姐总有说不完的话，我只要在一边悄悄地听，默默看着他们。也许就因为这个原因，我的双眼逐渐学会自己给自己找乐儿，它们逐渐形成了自己特立独行的观看世界的方式。
我还能想见自己五六岁的样子，午后独自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上那一线从窗帘缝隙里滤进的阳光。每次一有人从窗帘后边走过，他们的影子就把那道光扫向同脚步声相反的方向。这太奇怪了，我到底该相信看到的景象，还是该相信耳朵听到的声音？我跑到窗户跟前，看到这些人明明是朝同房顶上影子相反的方向前进。在若干年后一节光学课上，我才知道当初房顶上的人影，原来一个倒像，窗帘的缝隙实际上充当了镜片，我自己的屋子在那一刻竟然成了一个相机暗箱。直到今天，我还觉得能时常用孩子的眼光来观看这个世界，发现那些只有孩子才能发现的奇形怪景，对一个人有多么重要。
那些沉默寡言的日子让日后的我变得愈加羞怯，我害怕见生人，以至于逃避生活。第一次给别人照相的经历正是这种状态的写照。那年我八岁，一个人在路边骑车，一对摩托男女停下来，招呼我过去拿他们的相机给他们照相，他们摆好姿势，亲热地搂着。我都不敢看他们，就胡乱按了快门，递上相机，一句话也不说骑上车掉头就跑。当然我永远没有机会看到那张“生平第一照”，但当时那一幕直到今天仍历历在目。在记忆中，伴随这一幕的是当时的我对自己所作所为的一种匪夷所思的感觉。我虽然把眼前的景象照下来了，可同时隐隐约约觉得它有什么不对头。我现在还能时常感到这种矛盾：一方面害怕自己靠它太近，破坏了它原本的完整与紧密性；与此同时，又有一种强烈的欲望，想要以最近的距离照下自己双眼不敢看的东西。用眼睛观看是“交换”的信号，或者是“交换”的第一步。换上相机，就不存在这种彬彬有礼的交换：照相只索取，不付出，尽管实际上拍照和被照的人也可以不互相凝视。因此我始终很讨厌用相机“瞄准”一个人的做法；相反，和拍照对象保持一定距离总能给我带来意外的惊喜。
中学毕业，我的几何成绩不错，就上了一所工科学院，接着找了一份在玻璃厂绘图室的工作，终日懒散无聊，于是继续在脑子里天马行空。
我小时候没读过什么书，可是我爸爸1910年那会儿环球旅行的日记简直把我迷得神魂颠倒（在我看来或许比儒勒·凡尔纳还要吸引人）。我还有一位叔叔，1914年死于战场，在那之前，他曾经在摩洛哥进行过一番惊心动魄的历险，还追随探险家斯坦利的足迹闯荡刚果。我把他的日记读得倒背如流，梦想有朝一日也能亲自去到那些遥远的国度。或许我今日的旅行癖好，就是从十几岁那时候生根发芽的。
可是，想要周游世界，我得先抛弃我的工作，离开里昂才行。这个时刻终于来到了。1952年，我利用一个星期的假跑去为一个戏剧节拍照，结果忘了回工厂干活……我开始四处飘泊，一年之后挎着我的莱卡相机来到巴黎。就这样，在而立之年，我终于向首都，也向摄影这块天地迈出了试探性的脚步。在那里我遇到了亨利·卡蒂埃·布列松，他立马给我换了家伙，让我开始使用一种非常传统的取景器，特别之处在于通过它看到的景象是上下颠倒的。布列松说这种取景器很有用：“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师检查构图的方法就是通过镜子看他们的画作。”带上这种镜像取景器，相机里塞了一卷底片，我就跑到埃菲尔铁塔那里溜达——真是个货真价实的外地人！铁塔正在重新刷漆。我赖在窄小的盘旋而上的楼梯上，那里有一帮握着刷子的工人。与其说他们是刷漆工，还不如说更像杂技演员。我特别害羞，不敢上前同他们说话。正当我试着构图，一个工人突然头朝下出现在我的取景器里。就在那一刻，这个神通广大的取景器本来应该帮我判断构图的平衡，结果差点让我失去了自己的平衡！后来，我把小样给摄影师罗伯特·卡帕看，他圈出一张，约翰·莫里斯把它卖给《生活》杂志。这就是我生平发表的第一张、让我引以为豪的作品！
这张照片也成了我进玛格南的门票。就像申请加入任何一个又老又权威的学会一样，我也跑到那些杰出创始人那里求建议拉选票。初战告捷，亨利·卡蒂埃·布列松说：“别管基姆说什么。”基姆（大卫·西蒙）说：“别管卡帕说什么。”卡帕说：“别听亨利的。”彻底晕头了。于是我跑到“最智慧”的乔治·罗杰那里，他斩钉截铁地说：“谁的也别听……不过你得仔细听我的：玛格南是一个大家庭！”我心领神会，实际上从加入玛格南的第一刻起，我就体会到这句话有多么正确。我马上就看到，玛格南是一个密切合作的组织，但它的每个成员都有极其鲜明的个性，而且每个成员都有责任保护自己的个性。我得到了数不清的受用的建议，比如怎么从一帮阿拉伯人之间钻过去，从以色列到埃及怎么换护照，怎么背着铺盖卷穿越印度还不会在尼泊尔公车上遭抢（我怀疑这里译者写错了，他写的是Naples），怎么对印尼人的礼物表示答谢（问他礼物的价钱），还有在雅典普拉卡怎么找到正宗的好饭馆……我还得到了无数的联系方式，这些联系方式就好像打开各洲各国各个城市大门的钥匙。唯有怎么照相，几乎没有任何建议。实际上，在玛格南的最初几年，我几乎从没听人谈起过照相。每次从一段长途旅行归来，这些最伟大的摄像师们根本不会侃侃而谈自己的“杰作”，却只对自己刚刚造访的国家津津乐道。有些人比较说教，有人甚至还谈几句道德。我对他们非常尊敬和崇拜，正因为这样，我从他们那里受到了很深的影响。这一点我从来没有后悔过。但同时我也过得无拘无束，正如从前加入秘密抵抗组织和放弃曾经的那份职业一样。因此，我加入玛格南的首要想法就是离开巴黎，到东方去待上几年。
第一次出行，满眼都是新发现。玛格南希望我能交上一份图片报道故事。我尽我所能遵守他们的规矩，同时漫无目的地照了许多尤为打动我的东西。最后的结果就是我交了一份毫无规划的、彼此毫无联系的图片集：我玩忽职守了，这种行为遭到了猛烈批评。1956年，亨利·卡蒂埃·布列松写信责怪我，说我不该照这么些毫无关联的照片，让我找出条主线出来。他还引用了马克思·雅各布的话：“一件艺术品就是要用多种手段，来为一个总体的效果服务。创作过程不是喋喋不休地忏悔。艺术家是一个脑子里有着既定目标的工匠；他们有自己的手艺，写小说就像裁衣裳，是照着特定的样式下刀的。如果你想额外添点什么你自己的东西，也没什么不行；不过你终归要心里有数，知道什么是正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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