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那之后，我的足迹遍布天涯海角。我看过整个世界；却还是没能成为一个旅行家。有时候我甚至觉得自己天生就不适合旅行。我更像一个四处漫步的流浪者：按照自己的节奏在天地间慢慢游荡。1954年我打定主意去印度，第一站是加尔各答，路上就足足花了六个月，接着在印度朋友那里住了一年。中国之行也在我的生命中占去了一整年的时光。我慢条斯理，随遇而安，一旦抵达就不愿再离开，常把他乡作故乡。反倒是有时真回到出生地里昂，却觉得处处都陌生，和在越南西贡的感觉一个样。
六十年代我又几次重返越南。并不是因为我胸怀理想主义，要成为所谓“献身政治事业的摄影师”，只因为我被一种强烈的好奇心所驱使，想亲眼去看一看那些人们在万里之外谈论的东西。看到对残酷的狂轰滥炸发起英勇抵抗的越南人民，你根本不可能无动于衷不心生同情；而正是同情，让我们更加懂得一个国家，懂得那些个人——冷眼旁观或者所谓“客观审视”都不可能达到这个目的，后者永远是虚假的。
我总是热切地盼望能回到那些我所热爱的国家。一个地方就像一位朋友：我想再见到他，看他是否一如从前，是否别来无恙。就因为抱了这样的想法，我多次回到印度、中国和日本去。离开一个国家或一个城市一段时间，关于那个地方的记忆和各种幻想就让我魂牵梦绕。因此我总感到自己即将离开的地方是我最喜欢的地方。我不是专家，也和学术沾不上边。我不会说中文，但我仍然想回中国去。正如红酒专家并不就是对顶级好酒更有品位，他真正需要的是无拘无束的欲望，去品尝——去见证！
见证也有恰当的方式。有一种流行的趋势：如果你想拍矿工，就把自己当成矿工，如果想拍阿拉伯人就变成个穆斯林，想深入西藏就变成喇嘛；我并不认同这种方式。我觉得应该保持自己的角色，忠实于我们的文化背景——而不是依赖外界道具矫揉造作地把自己乔装起来。自欺欺人的做法是没有意义的，我们肩上挎的一台莱卡，差不多得花镜头前一个农民十年的血汗钱。这种鸿沟不言自明。
新闻摄影师嘴上挂着自己那套行话，讲的也是只有他们业内人士才懂的笑话，我总觉得自己融不到他们那个小圈子里去——直到阿尔及利亚争取独立那次，我一刹那间切身地体会到了他们那种记录新闻事件的迫切欲望。在那种情形下，人们为了占领“拍摄最佳点”疯狂地你推我攘，几乎出于本能地跑到大部队的最前沿。于是我们总是充当前线角色，从不会尾随在人群之后，这样就能以最近的距离直视当事人的脸孔和双眼。卡帕总是说：“如果你的照片不咋地，那准是因为你靠得还不够近。”可现在呢，双耳被尖叫震得嗡嗡作响，眼前是遮天蔽日的尘土和阳光，整个身体在人流中像个无助的浮漂一样被抛来荡去，影像一张接一张地撞击出来。我们没法再做旁观者；我们本身就是这剧烈动荡的一部分，脑子里的念头就是世界末日到了。我们是被人群的感情所感染么？决不。身体的直接冲突和愈发让人震动的画面完全驾驭了我们的感情，让我们和整个人群同呼吸。置身人群，我的情绪不止一次被这样调动起来：那是在尼赫鲁的葬礼中，在尼泊尔国王的加冕礼上，在1968年5月的巴黎，在德黑兰……
1967年10月的一天，我身在美国华盛顿，发现自己被裹入一股宏大的人流，原因在当时简单明了。秋初回暖的阳光慷慨地洒在街道上，大批情绪激昂的群众为了越南的和平而游走街头。成千上万年轻人——不论性别、不论肤色，从四面八方聚拢，向五角大楼示威，要知道这可是世界上威力最强大的军事要塞。就在这一天，美国的年轻人们向他们的国家展示了最英俊的面孔。我疯狂地按动快门，傍晚时分胶卷已经用得精光。最后一张是最棒的。凝固在我的取景器中，是足以象征美国年轻人的一幕：那是一朵柔软的花，被固执地举在一列刺刀面前。就在那一天，美国的权威向他们的国家展示出一张无可奈何的脸。
1968年11月的一个星期二，我和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以及总理范文同一起享用下午茶。情景单纯，话题平淡无奇，这一切看起来根本不像一个历史时刻，却更像一场野餐会。就在那一天，地球对面的美国人正在躁动不安中进行新总统选举（尼克松当选那次），之后的一场竞选运动专门就是针对越南问题。全世界的目光集中在我眼前的两位政治家身上，而此刻的我正和他们围着藤条桌子天南海北（桌子也许还是前边的法国官员留下的）。桌上红色和白色的花朵，还有胡志明脚上那双著名的草鞋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和我聊顺化条约，聊巴黎和法国演员莫里斯·谢瓦利埃。一小时后，他们允许我花几分钟来照相，我还算走运，没把焦距搞糟，这些照片后来被刊登在许多杂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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