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对观看和拍摄暴力心怀抵触。印度军队打了场闪电战，解放了孟加拉，随即让人们尽情发泄他们的复仇情绪。军人在运动场里举行演说，作为给听众的额外奖赏，演说结束后就让狂热的男人女人和孩子们“欣赏”他们处置一帮比哈里恐怖分子，恐怖分子被活活凌辱，最后用刺刀戳死。记者和摄影师受邀来见证这可怕的一幕，那景象让我反胃。我仓皇逃离现场，跑去找印度官员求助。这些是和我一样的人，他们淌着血，发出痛苦的哀嚎，在我眼前遭受折磨慢慢死去。让我举着相机挑选角度给他们拍照，我怎么能做到？然而，其他摄影师在那一天拍下的照片真的震惊了世界，阻止了更多暴力事件的发生，事实证明，比任何政府规劝还要管用。
1987年5月12日下午一点整，克劳斯·巴尔比出现在数百万电视观众面前。他阴森的身影也同时出现在我的取景器里。我清清楚楚的知道，他是一个虐待狂，一个杀人犯。我从没意识到心爱的莱卡机还可以做挡箭牌，我躲在相机后边魂不守舍地按着快门。44年前的此地，我那些法国抵抗组织的同胞们、我那些最亲密的伙伴和家人，受尽巴尔比的折磨，最后纷纷死在这个“里昂屠夫”的枪口。如今这人近在咫尺，却摇身一变成了一位温婉矜持、受人爱戴的绅士：看上去全然就是那种你可以欣然把孩子交付与他的人。你怎能相信你看到的外表？审判过程中我遇到另一位令人难忘的角色，他是伊佐（Izieu）大搜捕后唯一的生还目击者，名叫朱利恩·法柏。伊佐是距离里昂80公里处的一个小山村，43名犹太儿童曾被秘密藏在那里。1944年初，巴尔比下令对其展开搜捕，想必整个过程也是他亲自监督进行的。孩子们被送到波兰奥斯威辛，就再没有回来。今天的说法是，由于集中营毒气短缺，加上苏联红军逼近，这43名孩子被统统活埋了，最小的只有五岁，最大的也不过十五岁。朱利恩·法柏在法庭上作证，指出他看到巴尔比的人把孩子们像“一袋袋土豆”一样扔到卡车上的时候巴尔比本人千真万确就在现场，他能详实地描述出当年巴尔比穿着的每一点细节。法柏以前是个农民，没受过教育，长得嘴歪眼斜，他才是那种让人看了就胆战心惊的人。然而在我的眼中，法柏才是一个最正直的人，他嫉恶如仇、坚持事实、关注细节。毫无疑问，你真的不能相信自己看到的外表。
（审判巴尔比的照片：http://www.horvatland.com/pages/entrevues/09-riboud-en_en.htm）
记录新闻事件可以是一个特别令人兴奋的过程，对于我们摄影师这种图像采集者来说，也是新鲜素材的绝妙来源。但在大部分情况下，这种过程往往是冷清寂寞的，你得长途跋涉、四处闲逛，仍然可能一无所获。我喜欢拍摄细节，用底片记录下每日的生活琐碎。我既不是哲学家也不是社会学家，只是看到了事物的表面而已。根据希腊人的说法，一个人的灵魂徜徉在他身体表面，而不是像基督徒说的那样深深埋藏在里边。正如摄影大师霍克·伊凡所说，摄影师是“快乐的感觉主义者，原因很简单，因为指引他们目光的是感觉，而不是思想。这些人本质上是窥视狂、通讯员、思考者和密探。”
当我们从外部世界寻到了内心深处所钟爱的形状和韵律，那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就像重温到从前听过的曲调，或者像一口咬下去，突然辨认出熟悉的味道。和其他感觉一样，视觉也能带来独特的快感，但这种快感是建立在更加复杂的训练之上。耳朵听到错音会不舒服，特别苦的味道让人上颚抽搐。视觉也如此，受过训练的眼睛，就会对瑕疵特别敏感。
这样，当杂乱无章的画面横七竖八地出现在视野之中，就得靠我们来做一番修剪，理出个头绪。摄影师没法像画家那样，从一张白纸开始创作一幅图画，但二者目的却是相同的：通过由繁化简来诠释事物，让事情的原委清晰可辨。曼·雷曾经概括了两种行为——创造和再现（creation and reproduction）。“创造是上帝的事儿；人所做的是再现。”他补充说，“我们不是神；再现是一种诠释，而诠释的过程就需要投入个人因素了。”
美景固然让人兴奋，可危险——比如一个漂亮女人——同样能引起我们注意。我没有经历过卡帕和麦卡林所经历的枪林弹雨，然而当我身在越南和孟加拉，也真切地感受到了暴力和危险对我的召唤。何不跳上飞机亲自到顺化或溪山去看看？在其他情境，我们不也喜欢挑战极限么？“无限风光在险峰”——山越陡峭，景致就越美好。待转天洗出照片，往往大失所望：没有悬崖所带来的眩晕，山谷就逊色一筹。也有些摄影师，专为丑陋、龌龊、疯子和魔鬼而神魂颠倒。我更欣赏的是能让视觉如沐春风的东西，这正是安德烈·柯特兹和罗伯特·杜瓦诺等摄影大师作品的魅力所在。
对我来说最让人郁闷的是停手几日再重拾工作。不管是眼睛审视景物的速度，还是构图的准确品味，都需要每日不间断的练习。否则看的本领就会倒退，和人会失去敏锐的触觉是一样的道理。优秀的钢琴家不用看键盘就能找准各个键的位置。摄影师的键盘只有三个键：距离、光圈和速度。三键具备很容易，可是抓准恰当的时机和最好的角度却考验了反应能力，要提高这种能力，除了不断练习别无他法。好的眼光所需要的不光只有一双眼：头脑，甚至整个身体都得相互平衡。也就是说要身体可以帮你“看”（A good foot is a good eye）。
端详和拍摄美丽的风景，就好像聆听美妙的音乐，像朗读悦耳的诗歌，能帮助你体验和享受生活。我爱薄暮、黄昏和光影，我爱它们虚化平面、净化景物，和让形象变得若隐若现的效果。我拍过千差万别的山川、建筑、人物，也记录各种事件，但我却始终最爱把街道、小镇和乡村囊入我的镜头——尤其是我挚爱的都兰。乡间小径上的片刻，便存储起足以让我挥霍几个小时的欢乐。
在路上、在异国他乡的火车和飞机上，普鲁斯特成了与我同行的伴侣。《追忆似水年华》的最后一句话就像让人怀旧的音乐一样，不停在我耳边回响：“对某一幕景象的记忆，只是对从前某一刻的遗憾之情而已；房屋、道路、大街，唉，它们都像那年华一样，转瞬即逝。”
还记得童年时看到的火车窗上挂的告示牌么，那上边用几国语言写着“探出车窗危险。”（我的一位朋友还把一块这样的告示牌拆下来挂在他床前了。）唉，经过这么多年，我逐渐发现作为一名摄影师，恰恰该做相反的事——强迫自己探出车窗去。我们必须走出到活生生的大千世界，只管将账单和琐碎的鸡毛蒜皮都抛到脑后。取景和构图的强烈冲动把我们推向外面那个别样的世界，那一瞬间的狂喜，有谁不曾体验？这一刻你头晕目眩，却无法自拔，你的脸迎着窗外猛烈的风，一幅接一幅的图风驰电掣般在你眼前展现——在那个瞬间，你将拥抱最为炽烈的快感。
-马克吕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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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袁霆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