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女批评家露依.伊利格瑞断言：“粘性(Mucosity)无疑应当被视为与天使有关，失去粘液(Mucus)的怠惰之躯及其活动则与尸体有关。”(6)显然，她泄露出对生命造化的无比珍视和人性/神性的统一观点，在”美人蕉”的“糜烂之美”，可以视之为对此进行证伪的一种审美经险，“天使”与”尸体”朝向生命的升华与僵死腐烂的两极表达，但并非谁描摹了天使就意味着谁得以“纯洁”或“超升”，正象以宗教为题材的创作不见得就有神性，一切都在于生命的内在体验，在于对生命最高存在形式的灵悟与认信。以“粘稠感”这一身体语言为中介，回溯本源而反观置身所在，这恰恰是蔡锦的抽身之处，从抽身之处向死而生是由于死亡的虚无不可言说，但可以在语言中变血为墨，获致自我决断的资A，这就是腐朽可转比为神气的生命的形而上原理。

　　从文化心理上释意，艳丽(妖化)与污秽(妓化)，都逆反于”阴茎逻各斯中心主义”，(7)前者被喻指为男性英雄所冒险的猎取、征服对象，后者对为父权制“性经济”化(8)、肉体化的玩裹对象，但无论“处女崇拜”或“女娲论”都是几千年父权制修辞所设下的语言陷阱。因而，蔡锦对审美对象之“红肥”症状的表现，并非女性A权色彩修辞，其意图在于和“绿瘦”的萎顿一并区染、腐烂、一道枯灭，方可得以再生，那种几近焚燃的强烈色调，同样“潜隐”着赴死以涅盘为宗教体验，或者说是生命冲创力的极限体验。

　　“美人蕉”的物象含义转化为创造性意义的另一种“美人蕉”，是一种二进制式的前行的批判性转化过程，这一过程是由意象的营造达成的，亦即由感觉或感觉的残留构成了女艺术家“意识中的象”，这种心理学上的芭蕉意象，是作者过去的感性和知觉的经验在自身意识中再在造成记忆所生成的象，团此，”美人蕉”意象是意识中的象，是作为蔡锦敏锐感觉的残留，象康德所说的。想象力重新建造的感性形象。“美人蕉”的审美意象在她的审美感性中产生，进日决定了有关“美人蕉”审美意象的真实性，多义性和创造性。然而，这种审美意象发生学的原理阐述，仍然不可穷尽其作品所蕴含的审美价值，我们还必须从中外艺术家对芭蕉及花卉的历时性审美感兴和视觉创造梳理并体认蔡锦式的芭蕉。

　　在中国传统文人画中，芭蕉常被作为自然意象，隐喻一种逃逸现实的“逍遥意趣，在主客体二者“物我齐一的统摄下，芭蕉被归纳为点缀和衬托，一种从属化的构图关系。例如，在唐代孙位的《高逸图》(9)这一绢本设色画中;文士四人席地而坐，数童子A立旁侧，点缀有芭蕉、湖石、杂树等。作品流露着貌似野逸，实为享乐的俗趣，而这种特权正是封建社会“男风”之好的士大夫文化特征。要门，则以芭蕉的男性身位自喻，如明代徐渭在《墨花图》(10)中自题“潇然长袖绿衫翁，听雨勾风事事中，大叶尽胜摩诘雪，高花邮定每人红。即陪霜落秋墙萎，亦伴椒脂粉壁空。……”再有清代画家“扬州八怪”金农弟子罗聘《冬心午睡图》(11)用宋代先法画老夫午睡小影于蕉林间，体味“绿天如幕，举行清凉”的逸趣。即使偶有女性形象与芭蕉同处于一A，也只是怨妇或闺淑，其状感春伤秋，其貌温宛敦厚，其情凄侧悲愁，这种情境在清代画家闵贞《蕉荫仕女图》(12)和崔慧《秋归思妇图》(13)中都有至A的描绘。他们喻示着父权制美学在“女奴时代”(14)的意识形态图象法则。在那里，女性的自然属性。只存在于被男性文化消费的单一维度，其社会存在和精神存在被驱从于封建伦理的“妇德”笼络中。缘此之故，女画家花瓶化的身位致使他们描绘花卉之能事渊源有自。尔后，花卉的自然主义表达在近代诸多女画家笔下，几乎没有主体意识的审视，匮缺生命的性别差异所构成创造艺术的必要条件，因而难以赋予花卉以生命的灵性。

　　自美国女画家戈尔吉娅。奥凯菲(15)(.c,o’keeffe,1887 1986)在西方女权观念的驱策下，将鸢角儿、马蹄莲以女性性证加以变形以逢，花卉或水果等植物的象征铁序从此耸立于“队蒂中心”的审美意象上。受其影响，标新(引入西方面军图)立异(推稍东方奇观)的女画家们，常常把花卉的雌蕊夸张得郁勃而激颤，梗茎坚挺，叶片或翻卷或张裂或抽搐，花苞鲜活而诱惑，或是水果的性感造型引神，都隐在地呈示着无信纸如何与我相关的“我是女性，我很棒”这种高扬的自我意识，这样一种觉醒的“性别中心论”指趋。但是我看来，这种一对一”的简单、直接的”性权”表现，往往导向男权观点进一步将此类作品看做性欲望消费对象，表面上赢得了身体语言的自由，实质上，是否已从女性的生物学存在瓦解了自身?是否在“阳错”中步入了“阴差”的误区?是否艺术中的女权意识在此结果中已铸就了男性化?成为他们“不战而胜”的战利品?这的确是一种修谬逻辑，如此一来，女性艺术家在深渊般的质询中西临后结构主义时代的性别焦虑更为强烈了，这迫使她们在秉有差异的基点上，转而寻绎两性共融视界，致力于使两性间相互成为他者的本质化力量的对象，以圣杯化解“剑形意志”，了不断超越中使自然的事物人性化;使生物的存在心理化，使社会的存在精神化。

　　在此新的转向中，蔡锦潜隐的批判意识疏离着无从讳离着无从讳避的父权制庸俗化的意识形态，以性喻见证权喻，在一派充斥着目的和负重的视域中，敞天了可能性的游戏和自由空间。她依然以架上艺术为创作本位，进而将“美人蕉”移植于有象征意味的日常生活用品，如对席梦思床垫、自行车坐垫和休闲沙发的权充。床榻与坐垫表征着男性世俗经验的距离。。在其由意象客观还朱为具象化的“导读”下，使我们感悟瓦解男权象秩序后，绚丽烂漫的“语言狂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