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大学艺术学院的策展人马文认为：复制行为在过去三十年的中国社会中一直处在演变与进化之中。它既“折射出一个想象力创造力匮乏的国度这样一个残酷的现实”，但从另一方面看，它又“何尝不是一种反抗资本霸权的活动，一种准观念艺术家的行为艺术?”。从国际间的经济竞争的角度看待霸权，马文把非创造性的模仿行为视为另一种文化输出所显示的力量，而这种力量的确为全世界所高度关注。

　　美国芝加哥艺术学院的研究生许芳慈女士以刚刚在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举办个展的艺术家Tino Sehgal为例，指出：他以从来不创作艺术“品/物件”的方式对“艺术作品之稀有性的经济法则”进行挑战。”如果说，安德鲁看重的是复制行为中的单体和个性的存在价值，Tino Sehgal则是对由单体和个性产生的稀有价值提出了具有反讽意义的质疑。

　　以上三位策展人的观点都直接指向了金钱与经济对艺术品或设计品起到的制约作用，其观点背后的焦点十分清楚：个性化的单件物品设计和批量化的物品设计在复制概念中是两种不同的力量，而与这两种力量相对应的是创新与模仿这两个截然相反的行为。沿着这条脉络继续做出区别：在这个地球上的那些地方是在进行个性化的创新，那些地方是在模仿。答案似乎变得很清楚和简单。

　　2005年，在我参与策划的一个在厦门的国际雕塑展览项目中，美国艺术家Sam Durant的作品方案中涉及到的复制的手法引起了我的注意。通过传真机Sam Durant递交的方案是一个列有7把不同颜色和造型的塑料椅子，在文本中他做出了如下解释：“应该在中国发现这些椅子，而这些椅子是可以在任何国家发现的最普通的椅子。”接着他解释说：“这些椅子在设计或生产过程中没有专利或版权问题。这是在家具中真正平等待人的椅子，几乎在世界的任何国家都可以看到，并且几乎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生产。”再接下来他用一句话解释了他的作品主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是(由西方的)现代主义者设计的单体椅子的乌托邦视野的成就，是由发达工业制造的既廉价又广泛使用的家具。在全球化和西方文化的传播中它也许是最具有象征性的。” Sam Durant选用的材料是由手工制作的陶瓷，以此去除其实用性和无处不在的功能。在这件作品的方案中，Sam Durant把复制中的个性化创新和无个性化的模仿拉回到历史与现代以及在世界的不同地方发生的意义转换之中，使我们看到了同一个概念在世界范围的传播中发生的一个循环性质的意义演变。

　　对现有形式的解读取代了形式语言的原创，这一在当代设计领域中出现的转折点让我们看到了置换，挪用，粘贴……等普遍流行的手法运用。如果说，运用以上手法的原因涉及到迅猛发展的信息传输技术和全球化的趋势这一大背景，它的最明显的变化便在于：意义或价值取向上的单边的文化模式受到了来自世界范围的人类的超时空的直觉，思考与想象力的质疑或冲击。其实，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一不乏壮观的图景：在一座城市里，在一个家庭的寓所里，甚至在一个人的穿着和言行中，复制几乎无处不在。复制的动机或目的可能出自猎奇，时尚，经济利益，记忆或想象等各种不同的原因。但无论出于何种原因，狂风暴雨般的各种复制行为在向我们明确地传递着一个信息：在错位的时空交叉中，由地域划分的(传统意义上的)文化模式正在经历一次被重新加以辨认和理解的迁移过程。

　　参加本次展览的中国年轻的服装设计师上官哲，用时尚的眼光改装了二次世界大战的德军制服。不难想象，身穿这一军装在不同国家的街道上行走，人们的反应肯定是不一样的。我问正在荷兰留学的儿子，如果在荷兰身穿这身军装会不会遇到麻烦?他回答说，那将如同身穿一件有日本膏药旗的服装在中国的大街上行走的结果一样。这个例子所反映的文化冲突是显而易见的：对价值的衡量和认可的角度不仅不同而且可能是相互对立的。从某种意思上说，视觉文化传播中出现的各种复制的实际性质，完全可以和不停地制造出各种文化差异的作用等同起来。

　　从文化迁移看复制现象在全球化进程中呈现的文化认同的冲突，一个最为普遍的现象是：在当代设计作品中，基于个人的或公众的文化意识的表达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在人们对不同地域的历史与传统进行解读的好奇心和愿望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