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鸿先生

吴鸿：我们绕不开对于文革的审视

刚才徐友渔老师说的非常好，这个话题仅仅是艺术界来谈，可能稍微单薄了一点，所以我觉得这种跨学科的跨度再延伸一些，然后这个时间再多一点可能很多话题会谈的更透一点。

我觉得在当代艺术中涉及到文革的问题，可能会存在三种维度的关系。

第一种是对图像和符号本身的消费，这种东西为什么会有市场?在上个世界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中国当代艺术和西方艺术界开始有一些同步交流以后，那么当时西方艺术界当红的那些理论家、批评家，大部分在年轻的时候都经历过西方在六十年代的学生运动。而我们知道，发生上个世界六十年到以“五月风暴”为代表的学生运动，其本身并不是孤立的，它是和西方的后现代思潮、反战运动、女权运动，以及青春期荷尔蒙冲动式的乌托邦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甚至是性自由主义结合在一起的。这种的学生运动和同期发生在中国的被集权主义所利用的“学生运动”在本质上是截然不同的。但是，在外在的表现形式上似乎又有某种共通之处，比如和“权威”的对立、对传统的否定，乃至于广场集会、游行的仪式感，等等。另外，又由于当时的资讯并不如现在的便利，西方的左倾知识分子和年轻学生们对于社会主义中国所发生的一切更多的还是基于一种“革命”和“先锋”的想象。这样，一张毛的头像和一张梦露的头像的并置，可能已经能说明了这种“图像”消费的意义了。而在经过二十几年之后，当这些人掌握了中心话语权之后，他们年轻时的想象通过视觉的方式表现出来，就很合理了。这样，在上个世界八九十年代，中国当代艺术输出了大量的“图像消费”意义上的文革题材作品，在西方能有极大的回应，也就不足为奇了。这种图像消费的意义甚至是在今天仍然发挥着作用，只不过影响已经不如二十几年前了，仅仅是在市场中还起到一定作用。

近些年，对于文革的历史“遗产”，艺术家如何在作品中表现，我觉得出现了另外一种转向。就是一些艺术家已经不再仅仅出于满足西方的“图像消费”的需要，而试图从另外两个角度来思考文革的历史问题。

第一种，就是我要讲的“第二种维度”。它是从时间的线索向历史的深处回溯，反思在我们民族文化传统中，为什么会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发生这么一种历史现象。我觉得这不仅仅是某几个人的事情。如果简单地把某几个人作为“历史的罪人”，实际上是掩盖了对于这个问题讨论的历史深度。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巴金的《随想录》刚出的时候，思想界、文化界也有一些争论，有人说巴金反思的还不够彻底，因为他还是在试图找一个“罪人”。虽然从八十年代初的伤痕文学开始，对于文革中一代人的经历有一些反思;到了巴金的《随想录》，这也是一个转折，就是你个人在那个政治运动里到底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这里有一个角度上的转换，已经区别于伤痕文学时期的简单的“控诉”了。因为它有一个对于自身的反思在里面。我记得当时在上海的《三联读书周报》上有一篇文章，作者认为这种仅仅这种对于个人的反思还不够，我们更需要的是反思在这场政治运动，“个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表现?所以，这种政治的表象必然还是跟我们的思想传统、文化传统有关的。这种反思的精神在今天这个展览中，也有艺术家试图从这个角度来达到一个历史的思考。

另外一个维度，就是再往后，反思我们当前的社会中正在发生的事情，是不是又有文革的历史延续?对于“文革”，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正视它，作为一种历史存在，它已经改变了我们的文化基因。我们的这个社会中正在发生的一些事情，仍然绕不开对于文革的一种回望式的审视。

我觉得显然后面两个角度比单纯的“图像消费”更有积极意义。而这，也是今天的这个名为“穿越历史”的展览所体现出来的历史“穿越”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