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记录阻止集体的健忘症

惨白的白炽灯照耀着荒废的工厂，一群中年女工走进来。她们拂去缝纫机上厚重的尘土开始穿针引线。女工们身材臃肿、皮肤松弛，早已应是退休的年纪。但这座工厂吞噬了她们的年华之后恶性关厂，工人的退休费再无着落。

这是一个新闻界司空见惯的故事，多到再难引起人们的注意。但是陈界仁抽取了一个工厂的场景，挑选了几十位女工拍成了这个视频作品。在他看来，《加工厂》中所陈述的是生命史本身。“我们的生命史和加工业史是重叠的。我的大姐一辈子就在加工厂打工。这是60年代到90年代人们工作的为数不多的去处。”陈界仁说。在他心里，《加工厂》中包含了资本、权力、生命、尊严一系列始终存在但也被人们忽略的命题。

陈界仁的青年时代与台湾的经济起飞同步，工业的繁荣和资本的涌入让这个小岛一下子泡沫高涨。人们被资本哄抬得辨不清方向，“那时候台湾流行一句话，翻译成普通话就是，台湾的钱多得淹得过脚。”陈界仁回忆说。但资本永远会流向成本更低的洼地，当大陆吸引了更多的企业，台湾才看到自己曾经的膨胀多么缺乏根基。

这一切都让陈界仁十分敏感。他曾经工作过的制作动画的公司也是大致相似的例子。他们制作动画、送往美国，之后再度转销回台湾，人们在这样的精神产品中逐渐认同了美国的价值观。而在陈界仁公司隔壁，就是戒严时期国民党关押和审讯政治犯的场所。他拼命工作的时候从未注意过那个审讯室。多年之后，经济大潮退去，自己也抽身离开的时候才发觉那是一个多么充满隐喻的地域。

在陈界仁看来，他的作品正是在抵抗台湾人对于历史的健忘。“台湾正日益变为一个快速遗忘的消费社会，它已经放弃了叙述自我的权利。我必须站出来去阻止这种遗忘的发生。记录那些长久以来被统治阶层排除在话语权范围之外的普通民众，记录那些被现实社会忽视孤立的人，以此来防止集体健忘症的发生。”他曾这样说道。

生长于“眷村”的陈界仁一直是个异类。少年时他偷偷地阅读鲁迅和其他被禁止的左派作家的作品、参加社会运动;后来当台湾解严，人们纷纷认同资本逻辑的时候，他却开始批判资本强权;他说着阶级斗争似的语言却绝对警惕极权主义的苗头;他是台湾国际声誉最盛的艺术家之一，但至今仍无存款。

2006年前后，大陆当代艺术市场极为火爆，几家画廊力邀陈界仁到北京举办个展。他来北京看了一圈，对那些天价作品无法理解，于是婉拒了邀约。直到今年，他得知因为金融危机，很多画廊纷纷转型和沉寂，这才决定在北京举办了在大陆的第一次个展。他也想，“把上一系列的作品卖一些，钱正好投入到下一次创作中。”

【编辑：李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