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3届威尼斯双年展策展人 丹尼尔-伯恩鲍姆

提姆-格里芬：最近你在《关于将至事物的考古学》(The Archaeology of Things to Come)里说2003年弗朗西斯科-波纳米(Francesco Bonami)策划的第五十届威尼斯双年展标志着双年展作为一种实验形式的终结，因为那一次展览“试图一次性穷尽所有的可能，把多样化程度推到了极致。”我知道你指的是那次展览同时呈现大量策展计划的做法，包括凯瑟琳-戴维(Catherine David)的“当代阿拉伯艺术”以及 莫里-内斯比特(Molly Nesbit), 小汉斯(Hans Ulrich Obrist)和Rirkrit Tiravanija的“乌托邦站”。但那次展览你也和波纳米合作过。所以我想知道这一评论对今年你自己策划的双年展可能产生怎样的影响。

丹尼尔-伯恩鲍姆：在那篇文章里我当然是在玩儿“终结”的文字游戏。如果罗兰-巴特写到了小说的终结，他的意思并不是以后不会再有小说这种东西了，而是在强调对任何新起点的寻找都要以接受现有形式下存在的危机为基础。

这么看来，你完全有理由问，今天我们应该如何去寻找新的起点?但答案可能并不难找。我的意思是，现在有些东西正在分崩离析，而且不仅是在艺术界。不管人们多么乐意就目前的金融危机发表过分简单化的言论，可以推定我们正处于一个文化和创造力上的转折点。我希望本届双年展不要仅仅只呈现已经破裂的整体留下的碎片，而要让我们能窥见未来——如果无法提供全新的完整版本，也至少要推出一系列新生的可能性。

提姆-格里芬：你设立的基调和其他双年展有很大不同——从表面上看，争论性更小。实际上，你在有关本届双年展的第一份公开声明里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本次展览将包括若干不同但互相交织的主题。

丹尼尔-伯恩鲍姆：的确会有若干主题，但我们总在想，这些主题可能除了我和我的同事Jochen Volz以外，没人看得出来。但这种隐晦在展览题目中就有所体现。该题目由若干不同语言的“制造世界”这个短语组成。在每一种语言里，这几个词隐含的意义都有略微的差异：在英语里，making worlds的匠气比较重，指代一种非常脚踏实地的制造方式;在法语里，construire des mondes术语味道更浓些;在德语里，Weltenmachen听起来有点儿夸张;而在瑞典语里，Skapa världar 与造物理念息息相关，因而具有一定神学内涵。

提姆-格里芬：题目本身开始消失，迷失翻译中——或者说更多变成了翻译行为，而不是某个具体字词。

丹尼尔-伯恩鲍姆：我觉得这届双年展可以为那些成功程度各不相同的翻译以及具有建设性的误读提供一个发生场所。正因为如此，展览才能富有创造力。而如果只是单纯地把一种文化摆出来供另一种参考，势必将所有文化视为静止之物或者为其假设一个固定的本质，这就跟僵化的刻板印象没什么区别了。相反，诗性碰撞是可能的，也就是诗人/知识分子爱德华-格里桑(Édouard Glissant)所谓的éclat——能够同时摩擦出创新火花的碰撞。如果如他所说，每一种语言的消失会带走这个世界的一部分想象之物，那么反过来，每一种语言向其他语言的翻译也会增加这个世界的想象内容。也许新的世界就诞生于不同世界的交汇处。

我不是很了解Stvaranje svjetova, Facere de lumi, Pasaul,u radı¯šana, Karoutsel Ashkharhner或者Dünyalar Yaratmak在以这些语言为母语的人听来是什么感觉。但在我看来，所有这些“制造”和“世界”的配价都是为了避免观众将此次展览理解为一次好看物件的博物馆展示。我知道，对于今天的双年展来说，这算不上什么具有革命意义的构想，但我们仍然可以特别强调它作为生产和实验场地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