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姆-格里芬：就这个问题来说，我再次觉得在一个机构框架内看到这些短暂的，以行为为基础的或者跨领域的作品各自具有具体的功能，这一点很好玩儿。

丹尼尔-伯恩鲍姆：刚才你说到策展方面的前辈和过去用过的模式，特别提到了哈洛德-塞曼。当然，塞曼是个非常优秀的策展人。但就我个人而言——可能是因为我从小在斯德哥尔摩长大——我首先想到的是蓬蒂斯-赫尔腾(Pontus Hultén)。作为一名美术馆馆长，他从来没有策划过双年展。但最后他把美术馆的“疆域”扩展到无限大。实际上，他创立的斯德哥尔摩现代美术馆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可能是全世界最进步的美术机构。例如，他曾经把整座美术馆变成一个大操场，并让这种状态维持了一个月。他还赞助举办了一场叫做“全民诗歌”(Poetry Must Be Made by All!”)的展览，展场上既有复制的艺术品，拷贝，也有偶发事件活动和朗诵会，力图做成洛特雷阿蒙和卡尔-马克思的混合体;因此才有展览副标题“变换这世界”(Transform the World!)另外，赫尔腾也是“发明”露天美术馆的第一人，当时的露天展馆设在现代美术馆的花园里。

因为我收集了很多美术馆的展览画册，所以我非常清楚这些早期项目有多么了不起。当然了，我们不可能去重复那些做法。我们得创造出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东西。说到一个没有等级的社会理想，艺术在其中是所有人集体的内在组成元素，听起来似乎很幼稚。但我觉得这些美术馆项目和一些最著名的双年展相比一点儿都不逊色。

提姆-格里芬：但那些元素在今天有没有聚合的可能呢?

丹尼尔-伯恩鲍姆：对我来说，这是一种在回顾过去时产生的梦想。1968年，我去过现代美术馆的“操场”。现在我意识到，赫尔腾的项目是策展机构历史上极富远见的一刻。尽管当时美术馆所处的时代环境和现在很不一样，但在目前这种市场危机波及全体的情况下，它仍然能给我们以启示。不过接着我们刚才聊的思路说下去，过去几年，艺术界处于市场力量的铁腕控制之下，最近这种控制有所松动。有些东西肯定会分崩离析，但也许另外的东西也正在浮出水面。

【编辑：李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