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姆-格里芬：那么建筑呢?

丹尼尔-伯恩鲍姆：建筑实验是很重要的一部分，这次将有大量反映对社会乌托邦式幻想的大型装置参展。比如，建筑家/艺术家尤娜-弗莱德曼(Yona Friedman)目前正在研究五十年代或那之后有关城市的未来主义想象，他将和许多年轻艺术家合作完成一个项目。 托马斯-塞拉西诺的作品将被放到Palazzo delle Esposizioni的室外空间，这件大型纱线作品显然是受到弗莱德曼(也许还有Archigram小组和Peter Cook)的启发。所有作品都专注于怎样通过建筑和城市化为“存在于这个世界”提供另外的版本。

提姆-格里芬：我不一定同意这样的观点，但为了更深一步讨论，我想问一句，听完你的描述后，这些项目似乎是在以前进为目标来回顾过去。这与最近缅怀现代主义先驱的其他活动有什么区别呢?

丹尼尔-伯恩鲍姆：说到从过去的“拿来主义”，应该说展览题目也受到了美国哲学家纳尔逊-古德曼(Nelson Goodman)《构造世界的多种方式》(Ways of Worldmaking,1978)这本书的启发。他在这本书里有一句相当精辟的论述：“正如我们所知，构造世界总是从已有的世界出发;这种构造其实是重构。”除了回答你的问题，这也是看待本届双年展上已过世艺术家作品的一个很好的角度，比如戈登-马塔-克拉克(Gordon Matta-Clark)，比如Öyvind Fahlström。马塔-克拉克(Matta-Clark)一直是年轻艺术家效仿重塑的对象，而Fahlström则一直处于被人遗忘的状态。他无数次被艺术史学家提起，又无数次被人们抛到脑后，尽管他是第一批从艺术角度审视全球化的艺术家之一。《十月》杂志的编辑们出的那本《1900年以来的艺术》非常成功，但对Öyvind Fahlström竟然只字未提，对此我觉得非常不可思议。沿着这样的思路，我们展示的作品之一是《施韦策博士最后的任务》(Dr. Schweitzer’s Last Mission)，它第一次展出是在1966年的威尼斯双年展上。

但绝对称得上当代，而且对我的展览构想产生重要影响的一个人是沃夫冈-蒂尔曼(Wolfgang Tillmans)。很奇怪，他的作品从来没有在威尼斯双年展上展出过。不过让我觉得最有意思的一点是，虽然他算是他那一代艺术家里最有名的人像摄影师，拍过很多记录锐舞派对、抗议**和地下团体的照片，但他对抽象形式一直都很感兴趣。他在某些照片里寻求一种纯粹的可见度;他甚至把这类照片叫做形而上学的摄影。但这些照片和他政治意味更浓的其他项目并没有彻底分开。它们都是同一个过程里的不同组成部分。

提姆-格里芬：这是本次展览的一个潜在的“新开端”吗?

丹尼尔-伯恩鲍姆：我们不会展出俄罗斯构成主义作品，因为不可能，但我觉得回顾一下这类作品所代表的历史时代对我们很有帮助。那时候，抽象艺术不是非政治的。抽象并没有独立于世界之外，而是人们视野的一部分，让人看到某种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