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笃：我看了你在1991年中央美院毕业以后不久，大概是在1992、1993年集中创作的作品，比如：《十字路口》、《爆竹》、《珠宝店》、《大亨酒店》，你这个时期的艺术语言，基本上是表现主义风格与中国的现实情景的结合。就是说，那时期你的方法好像游离在学院的表现主义和社会题材之间。而且我觉得你的画的特点跟别人有一点区别——你的画中漫画式的语言比较多，增强了主观性。我想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个时候你会选择表现都市生活，把都市正在发生的一切作为表现的对象，当时的学生毕业以后，尽管也有对都市生活的表现，但是很多人好像不太关注都市生活。

　　陈曦：因为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城市动物，这些是我生活中最真实的环境，周围普通人的快感、情绪、欲望等这些东西，我身上肯定也有.我强调的是平民意识，不是特权阶层，也不是少数边缘人士，就是最广大、最普通的这群人，这部分人群是大家每天看见，但已经完全视而不见的，却是最广大的一个群体.我觉得一旦把他们的生活状态放到画中，再从画上看他们的生活，感觉特别不一样，就像是大家重新审视最真实的自己.那几年的创作还有一个特定的原因，我想是因为一下子脱离了学校里面稳定的状态，变成完全独自面对社会的状态,在情绪上还有点动荡的.加上我正好去深圳待了一年画画。当时那里的环境充分体现了特区特色，给我的感觉很强烈,刺激我去表达，我在那儿画了十几张，回来延续了几张大画，在北京推出了1997年的展览。当时的状态基本上是见到谁,玩到哪,最后都变成我画的内容。

　　有一段时间因为总跟朋友去吃饭，所以我画了好几张餐厅的，比如《大亨酒店》和《仿膳》等等.实际上我当时的生活足迹也暴露在那一时期的画里面了。

　　黄笃：从1991年到1997年这段时间，你在语言上有点西方的表现主义倾向，1997年之后包括1997年的画，就发生了一些变化，表现主义语言弱了，又带有了魔幻现实主义的特征，以及民间的语言，还有来自于墨西哥壁画式的语言，个人化的风格比较明朗了。而在此之前，你的绘画还是一个大的概念。1997年之后，你似乎开始从微观的角度来看世俗生活，尤其是世俗生活里面人的存在。我不清楚是什么原因令你产生这样的转变，是你自己本身有一些思考?还是对个人绘画风格和语言的新把握?还是因为世俗生活使你觉得必须用一种新的语言去改变和表现，这个你能不能谈一下?

　　陈曦： 1997年前后这两个阶段的变化，总体说基本还在一个表现主义的范畴里，差别就是从开始带有一种所谓洋味的，就是学院教育出来的东西里，慢慢走出来，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开始因为我们在学院里大量地看西方的东西，受到很大的影响，这样的影响自然而然地在我早期的作品里留有痕迹，后来或许是因为我的生活和创作的状态相对太独立了，一个人独自在一个地方画画，远离群体,特别单纯，不再有外界的干扰,生活本身已提供了充足的创作源泉,慢慢地就有了变化.逐渐能够把在生活中体会到的那种喧嚣虚荣,饱含丑陋和悲凉但依然美好的人生,刺眼的丑陋居所等等用我认为的唯一方式:我的粗野的表现主义绘画去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