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任何一个语言模式和形式方法都可以形成一个内部自我调节的艺术或者艺术批评风格模式和理论判断,这样就自然形成了很多不同的理论系统,市场阵营以及一种形式上要完全用艺术术语才可以描述的艺术体系,当代艺术和当代经济一样,对民众来说,由此成为高深莫测的东西,而对于处于这个封闭系统内部的人而言,这里面的一切事情又是简单到如此令人发笑甚至令人发指的地步,好象金融衍生品的骗局和闹剧一样,这场游戏被批评家朱其指称为“天价做局”而进行了道德谴责,现在全球资本不是依托生产,而是依托流通,由生产对象化转变为风险对象化,艺术品由此成为一种不折不扣的金融衍生品—衍生性金融商品。这个衍生性金融商品市场和艺术品的有形生产和传送毫无关系,而是构成了流通的准自治领域,这是他们预设并且推动创建的,他们通过树立艺术家的明星品牌效应即主体性形式来达到这一点,利用以生产和贸易为基础的现存艺术市场形式来创建一个新兴的社会集体想象物和市场。一群马拉着火车飞奔向浦东何上海,再牛逼的人都拦不住。
现在指挥艺术家的不是教皇,美协,学院,而是大企业和大公司了。艺术至此还有什么搞头?杜尚在一百年前就对此不屑,他绝情的戳穿了艺术的谎言,搅了西方现代主义艺术的局,而博伊斯彷佛一个政治家一样希望建立一个众生平等的大同世界,这些充满睿智和激情的乌托邦实验并没有改变艺术名利场的根本逻辑,“艺术”一直拒绝权力的腐化,追求人与自我,人与自然最本真最自由的舒服状态,但是,遗憾的是“艺术界”并不如此。作为一种精神奢侈品,自古以来,拥有艺术就是一种权力的体现,太多的达官贵人渴望将自己的名字和那些充满人类至高精神的不朽之作联系在一起,艺术市场和艺术收藏因此而起,但这并不能磨灭一些艺术家坚持生命个体独立精神的倔强意志,他们关注的是人的问题,是人如何面对这个地球文明,面对现代社会的问题,他们可以用非“艺术”的方式参与这个功利的世界,却总是回到艺术根本的命题。一件好的作品必然是诞生于艺术家独特的内心体验,表达其道德理想的挣扎,他的工作本身就是一种为了唤醒自己,唤醒世界,唤醒人心的无私努力。“赚钱是为了撒钱”,这很难被一般人理解,这种建立在普世关怀的前提下的独特精神实践是不能用金钱和价值来衡量的,所以,时代给与艺术家决绝的精神探索以相应的物质回报是再正常不过的事,用中国著名的当代艺术家周铁海的话来说:“我的画要用LV的包来装。”所以,有些现代艺术品,卖个千八百万的,根本就不需要大呼小叫的,有人说,齐白石的画也没值这么多钱,但是,要知道,齐白石对于中国人的“意识革命”贡献是极其微弱的,他没有帮助中国人走向“现代”社会,而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很多现代艺术品以及其他文艺作品,用直观的形式影响了很多人的心智,刺激了很多人对社会现实的精神领悟,这导致了我们今天看到的相对自由的价值多元社会的形成,就好像王朔,你不能因为他年轻,他还活着,就说他为社会和民众贡献的价值不如郭沫若,不如老舍。
中国人自古就有一种尊崇文人的传统,高雅艺术和通俗艺术这一人为划分于今日看来,不但十足的落后,而且还十足的反动,就好像格林伯格把现代艺术划分为“前卫”和“庸俗”,这种僵硬的两元划分法抹杀了孕育在民众中的无数的创造可能性。诚然,大部分大众的智慧,心胸与识见远不及真正的精英,正如《让子弹飞》里面的有枪不革命的“群氓”。但是,任何一个精英不都是在人堆里面炼成的吗?精英们又是如何修炼而成的?张麻子算土匪还是算精英?
曾经一度,中国人都认为艺术是高尚的,金钱是污浊的,在国外也是如此,萧伯纳曾经说过:“对金钱的追求和对艺术的追求无法集中到一个人身上。”不管他的话正确与否,它们都没有正视中国和西方的历史事实,他不知道伦勃朗,米开朗基罗这样的天才都疯狂的为了获得大量的金钱而利用着自己的艺术天赋,他更没有深入考虑到一些相关的问题:对金钱的追求本身是否是一门艺术?金钱是否也可以来源于内心深处的创造欲所引发的行为?你无法区分”站着挣钱“和”躺着挣钱“哪种更有尊严和更高贵,在最有智慧的人和最卑劣的人,最精神化的人和最势利的人混居的艺术界,没有非黑即白的事。其实,艺术并非天然地与金钱有仇,试问,当今哪位纯粹的,真心献生于艺术的画家愿意自己的作品,像当年舒伯特的《小夜曲》那样,只能换来一盘维持片刻生计的土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