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这个系列你一共花了多长时间来创作?

帕特里克-扎克曼：前后来了中国四次，用了两年的时间来做这个系列。有时候当我支开三脚架，端着大相机准备拍摄时，建筑工地上的看门人就会过来赶我，因为他不知道我要做什么。这个现象倒不只是在中国，摄影师在全世界拍摄都会碰到这种情况，有时候还会被当作间谍，拍照是为了获取情报。特别是我一个人拍摄的时候通常都会被赶走。

记者：你大概什么时候知道汶川地震的，为什么在地震发生后半年前往汶川拍摄?

帕特里克-扎克曼：我有一个朋友在中国的一家门户网站工作，他邀请我去拍一些文献性的东西。我并不是一个新闻摄影师，并不很喜欢像地震这样难受的事，在事发之时过去我会觉得不是很舒服。我的摄影需要一段时间的思考。在拍摄过程中，我认识了很多汶川普通百姓。有一个中年妇女每天都在废墟上找东西。她有个女儿死在学校里，她就去找所有的能收回来的东西，甚至包括玉米、蔬菜什么的，好像是在寻找过去的所有记忆。

记者：你说自己不是一个新闻摄影师，你拍的不是正在发生的事情，你对自己的身份定位是什么?

帕特里克-扎克曼：有时候我演绎的是记者，有时候我是一个艺术家。从长期的工作生涯来看我更是一个艺术家，一个在“回忆”这个主题上工作的艺术家。我一直致力于有关记忆和过去的主题，我的工作带有很强的文献性质。摄影永远讲述的都是过去，是摄影师的记忆，摄影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甚至建立我们的身份。我不是一个从一个事件跑到另外一个的新闻摄影师。我需要时间去理解，去和我的主题和主角们自然地交流，有时候我喜欢回归到我原来的主题、场所或者人。我更喜欢在同一个主题上花长时间拍摄，也许要二十年来拍同一个主题，需要思考和回顾，因为它们是文献。

记者：你比较早的一个创作主题是有关犹太人的，现在还在继续这个题材吗?

帕特里克-扎克曼：现在这方面关注得少一点，但一直是我的关注点之一，这是我的义务，是必须做的一件事。我本人就是犹太人，这使我知道自己是谁。别人都问我为什么做一个摄影师，我说我做摄影师是因为我的记忆力不好，幸亏做了摄影师，找回了失去的已被藏起来的影像，别人向我隐藏的以及别人没有告诉我的影像。摄影就是通过安静的形式说出了很多的东西。

【编辑：李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