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晚已不是感性的自主选择

记者：第一次看春晚是哪一年？让您印象最深的是哪个年代的春晚？为什么？

朱大可：过去年年看，从1983年的首届春晚开始。90年代在国外盯着看，觉得那是一种祖国的符号。回国后就渐渐跟它疏离了。从2005年开始基本不看，顶多在事后有选择性地看几个片段，目的是为了大众文化研究，而不是一种感性的自主选择。

记忆最深的，恐怕还是第一届。很粗陋，却很有生气。李谷一的《乡恋》和《年轻的朋友》，至今都令人难忘。

记者：80年代、90年代、新世纪，三十年的春晚如果按照这三个阶段来划分，在您看来每个阶段的特征分别是什么？这三十年春晚内容、潮流、影响等分别呈现怎样的趋势？

三十年春晚流变折射时代危机

朱大可：80年代的春晚是希望型的，它以歌舞和相声的方式，向我们展示了关于中国未来自由、富有、幸福的信念；

90年代的春晚是应景型的，在丧失信念核心的情形下，它只能靠东北小品的“忽悠”，来维系一种低端的快乐；

21世纪零年代的春晚，进一步成为威权声音的代言工具，90年代的价值空洞化效应，在零年代被急剧放大。小品开始衰败，而魔术出现了。这种三流魔术具有强烈的象征意味，它揭示了春晚“三流化”和“魔术化”的趋势，并且逐渐失去了民众的审美信任。

记者：我们也不难发现，每一个阶段的春晚，从其节目中也都能看出鲜明的时代特色，比如80年代--自由、百花齐放、引领时尚；90年代，与社会的距离开始拉大，贴近主流意识形态；新世纪，则是更贴近意识形态，歌颂盛世，一片祥和。在您看来这三个阶段的春晚分别反应了怎样的时代背景？

朱大可：这三个年代的春晚，严格对应着我描述过的“信仰危机--信念危机--信任危机”的演变过程。

1984年春晚上，李谷一演唱的压轴曲《难忘今宵》，在80年代信仰危机的背景下，传达出民众对于未来幸福价值的期待；

1990年春晚，牛群、冯巩的相声《无所适从》，开始折射出民众对主流价值无所适从的心态，是90年代信念危机的象征；

而到了2001年，赵本山等人的小品《卖拐》，演绎人与人的欺诈关系，成为零年代信任危机的绝妙象征。

记者：怎么看这三个时段观众之于春晚的心理变化？

朱大可：观看春晚的主体，三十年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80年代的观看主体是农民，而且具有强烈的全民化效应；90年代的观看主体是半农半市；而零年代的观看主体是40-70岁的中老年市民。

观看主体的这种变化，主要导源于中国人口结构的剧烈变迁。其次，春晚的文化背景也发生了巨大变化。80年代里没有其它节日娱乐，而现在有了更多的选择（看其他电视节目、看影碟、上网、喝茶聊天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