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的是“体制”

杭：北漂在中国是作为理想主义和光辉事物的象征而存在的，人们认为北漂最起码在道德上遵守了一个艺术家应该遵守的东西。追溯到根本上，是这个社会提供了一个什么样的理想主义。整个社会是一个务实状态，每个人都没有归属感。北漂的成功是经济上而不是精神上的成功，很多人来北漂自然也就丧失了对归属感的追求，所以我很怀疑这个年代北漂的精神饱含度。我承认北漂的某些细节仍然蕴含着如同早期的精神特质，但是整个务实主义的运行机制没有办法塑造一个形象或场域，中国缺少的是一个把各个闪光点汇集成太阳的机制，为这个社会的发展提出建设性意见。

段 君：我同意杭春晓把北漂和社会思潮结合起来的研究方法。社会不应该把一个新兴画廊或是北漂艺术家作为道德的象征。北漂艺术家真正的困难，是从别的地方到北京之后不仅找不到创作方向，还丧失了工作的对象。当然，一个艺术家是不是要有工作对象或对手，还值得讨论。但是有一点很重要，他们不光要在自己的创作风格上找到方向，还应该在社会针对性上找到方向。我们青年一代，不管是艺术家还是批评家，对于中国社会真正的压抑是什么并不太清楚，只有先弄清楚了才能有所创造和突破。其实要进入当代艺术的体系并不是特别困难的事情。

盛 葳：你刚刚说中国和欧洲的“漂”有出入，我也能理解。在法国，有很多艺术家会去占领烂尾楼或是立交桥下面的空间，政府发现有艺术家在这里创作，就会围起来做成工作室，利用税收来解决这件事。但是在中国，北漂的权力不能诉诸于某个渠道来解决，所以会产生梵高似的英雄主义。

其实画廊所推的年轻艺术家，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年轻，一般是出生于70年代，晚至80年代初，因为画廊毕竟不可能是完全的赞助机构，所以刚好是中间这一拨最保险。古根海姆有一个非常好的艺术家观察计划，他们寻找一些跟他们的方向相似的艺术家，但是并不急于签约或展览，一般会用1年到2年的时间观察，派专人给他们做记录，觉得他的创作跟自己的方向吻合，才逐步进入合作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