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前面提到一个“伪北漂”的概念，我觉得是由外部环境造成的，他们面临的很大问题是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是一个伪北漂。我觉得政治的话语权对艺术家的压力并不大，反而是非官方的体制对他们的影响和束缚很大。一个艺术家的成功最主要还是在于自身的创作。

杭：画廊分为摘果子型画廊和发现型画廊，但实际上画廊还有一个责任，就是要推动一个新的力量，问题在于画廊没有做过研究，到底要推动一个怎样的新力量？现在的中国为什么需要这个力量？所以应该做一个关于艺术之前的研究，一个能引领中国当代艺术未来的画廊，是要研究中国现状之外的状态，这又回到前面的问题，中国现在提供了什么？

夏：你提的这些问题，是艺术家不会去思考的问题。

杭：画廊也应该思考这个问题，因为艺术家是跟着画廊走的，最顶级的画廊做好了这个研究，会去寻找类似的艺术家，输入画廊体系以后，会对这个体系下属的其他人产生影响。我根本不相信梵高似的艺术神话，这是极少数天才在偶然的机遇下才会产生的。

李：新兴画廊必须提出符合中国当下的价值体系，如果一个画廊是非主流，这种非主流既是针对体制，又是针对行业内具有话语权的大画廊，那这个新兴画廊最重要的作用就是给整个行业带来新的想法。

杭：我不太认同关于主流和非主流的概念，因为谁都可以成为主流，关键是要做对事情，主流的如果没有做对事情，慢慢也会成为非主流，所以这是一个时间线上的动态关系。

段 君：问题是怎么才能确定自己是做对了。如果一个新兴画廊是发现型的话，他们的发现肯定是基于自己的判断，而这个判断又应该基于长期的分析和具体研究，这是很难的。一个好的新兴画廊，没有必要局限于只做青年艺术家，或者一定不做成名艺术家，成名艺术家比较好的转型期的作品，可以和符合新兴画廊价值判断的年轻艺术家的作品放在一起来做。好的画廊应该是研究型、发现型和摘果子型的综合体。

杭春晓刚才还提到一点，就是整个社会缺乏归属感，主要源于社会的不公正。我们应该更多地关注社会政治，“五四”时期的杂志《少年中国》在第一卷第五期刊登的文章《中国青年的奋斗生活与创造生活》里提出一个观点：如果年轻人都不关注政治社会的话，到时候出来几个逞英雄的政治枭雄，整个社会又会被暴民统治。

李：虽然外部的政治环境很重要，但我觉得当代艺术现在更需要的是一个价值系统的判断。

杭：这个价值系统一定要由前艺术研究来深入……画廊想的是经营问题，艺术家想的是吃饭和生活的问题，所有这些问题会形成恶性循环。中国没有批评家，批评家的定义，是通过批评可以换来有尊严的生活。北漂的问题要解决，需要靠画廊机制，而画廊机制要真正起作用，就需要一个艺术前机制的构建，要有对思想的赞助和支持，这种支持包括对批评家的和艺术家的，但是有谁来成立这样一种东西？

王：我打断一下，这种机制是需要画廊来承担吗？

杭：不单是画廊，是由画廊、基金会等一系列机构形成的平台，谁去搭建这样的平台，5年之内让中国艺术上游的水变得清澈？

段 君：杭春晓现在有一点理想主义，你刚才说的艺术前机制，在中国形成是很困难的。中国是很实用主义的，只有到了一个节点，它需要你的时候才会赞助你。

杭：就是在过渡的过程中有一个混乱期，如果在这个混乱期中，一个方向永远不被确认，就会引发其他的很多问题。

夏：现在的艺术家都是有策略地生存，改变不了外部环境，只能去适应，在适应的同时去发挥自己的价值判断。

李：但是要清楚你这个价值判断是什么？我比较同意春晓讲的，我们必须要正本清源，先把上游解决了……

夏：上游是不可能解决的……

杭：必然有一天会解决的，如果今天只有一个人在说这件事，明天就有可能有10个人在说。新友兄今天肯定已经心动了，想拿一点钱出来做做上游的工作，可能明天他不会真的去做，但是他已经心动了，这样的力量会慢慢地汇集，最终形成一个平台。

王：你可会观察我了，哈哈。一个好的画廊要起到引领性的作用，包括对年轻艺术家，也包括对成名艺术家。可能是我们获得的信息不对称，我看到的一些年轻艺术家，很少有人在深入地做个案性研究，或是一些跟踪调查。画廊、艺术家和青年批评家都有各自的生存困难，在当下，这种知识转化为生产力的时候也有一定的困难，特别是年轻人。就比如写文章，即使写得比名家还要认真，角度还要好，但人们对他的认识也是有过程的。这个问题摆在我们大家的面前，需要去正视。

夏：所以说要有策略地生存。

李：但是这个策略一定要有自身价值，要不然这个策略就成为了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