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灯》之第二章节《“我们知道我们在做什么……”》

第三章《内战》6月5日将撤展，换成最后一章：《去十三楼的会议室看免费电影》。汪建伟把《内战》作为艺术家面对这个世界时的一个个人方案。建构作品所用的全部家具都有时间范围，在1949年后到改革开放前。“中国有一个时期与外部隔绝，实际上这种隔绝也包括内部。这些家具和中国自己的传统制造工艺没有任何关系，和西方设计、现代化工业生产也没关系。它就是当时所说的‘延安文化’，但比这个更复杂。”汪建伟曾和建筑师一起研究过那个时期的建筑，包括人民大会堂，并没有设计理念，就是当时周恩来总理有一句话：节约、适用，在可能的条件下注重美观。实际上这是世界上世纪60年代工业设计很重要的一个极简主义的纲领，在中国它却不是在学术背景下产生，恰恰是在政治背景下产生。

家具是汪建伟从旧货市场收来的，每一件都被使用过10年、20年，有当时的日常生活痕迹在里面，包含了被使用者的记忆。2008年，汪建伟第一次用这些家具做了作品，就是大型装置《隔离》。他用400多个旧柜子搭建了一个《第三国际纪念碑》式的“塔特林塔”(Tatlin)。《第三国际纪念碑》是20世纪20年代俄国构成主义艺术家塔特林的设计，曾是共产国际挑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理想模型，所要建造的高度要超过资本主义的象征艾菲尔铁塔，之后因为造价问题未建，永远保持在一个模型的状态。“剩下的家具我用来做了很多艺术作品，包括现在看到的《内战》。”汪建伟解释说，现成品关联到两个概念：时间的和空间的。他将木柜嵌上金属外壳，或用掏空的木柜来包裹金属材料。新在旧之中，也有时新在旧之外。除了保留旧家具的木质材料属性以外，他还有意呈现一种不清楚的材料属性，比如坚硬的钢被用在一个不坚硬的环境里面，就出现一种共享，也就有了他要的“暧昧”——每一件家具都从形态和材质上被改造，处在是和不是、可用和不可用之间。

在汪建伟的谈话中，“暧昧”是他频繁使用的语词，就像“质疑”，就像“不确定性”。他说自己对一个已经存在了的被确信无疑的世界随时保持警惕。在他作品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作品的这种暧昧性。他没有去消灭这种暧昧性，他让它既呈现出可被过去的经验所判断的那部分，同时又用一种方法去拒绝它可以全部正确地被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