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灯》之第三章节《内战》

在浙江美院油画系上研究生的时候，他没有画画，完全是在密集阅读中了解外部世界。熟悉的世界以外，有没有你拒绝的东西?汪建伟这样自问。他想起高中时自己最拒绝的是科学，决定重新进入。“在新街口的书摊上我买了两本书，其中一本是艾什比的《大脑设计》。可能现在已经很少人知道这几本书，但这些阅读对于我是决定性的。我第一次感觉到，如果你不回避艺术也是人类全部知识的一部分，那就应该回到另外一个逻辑上：为什么不能使用人类的全部知识来思考艺术问题?这是我一个革命性的原点。”

曾经得过第六届全国美展金奖的汪建伟没有参与“八五美术运动”，因为他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直到上世纪90年代开始装置艺术和多媒体戏剧。他是第一个受邀参加卡塞尔文献展的中国当代艺术家，被西方认为是艺术语言最为国际化的一位。1994年，他的实验性艺术项目《循环-种植》成为具有相当传播度的作品。他回到插队的地方，说服当地一个农民拿出一亩地做试验，协议是他负责提供新品种小麦种子，农民负责播种，风险与收益由他们共同承担。结果试验田亩产800斤，当地其他农民的最高亩产才700斤。汪建伟和那个农民把收成分成4份，交公粮、留种、农民的口粮、自己的收成。整个种植过程他用傻瓜相机记录下来。汪建伟用他的“艺术家身份”，探讨以这样一种身份进入其他领域时所产生的新的关系。在成都，汪建伟后来又做过另一个和种田有关的作品。那个时期城市快速扩张，他发现城里建一套商品房，农村就被征用了一块地。“我就在成都找一个最流行的户型，大约60平方米，是建筑师刘家琨推荐的，说这个户型卖得最多。我把同等面积的稻子带土移植到户型里，头3天郁郁葱葱，然后就迅速枯萎了。”

汪建伟最不愿意听到艺术家要去关注社会这类说法，他说感觉像是艺术家要游过一条河，到对岸去肮脏一下，再回来洗个澡。“对不起，你就是社会，你的问题就是社会问题，用不着去伪造他人的问题来获利。我现在的问题是，他们非要让我可理喻，要我做安全的事，老是用大多数来威胁我，说大众不喜欢。我不能想象，如果艺术连自己的民主都不能实现，它还能够去为另外一个民主做什么呢?少数不应该有道德优越感，多数也不应该有。”

【编辑：李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