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展人宣宏宇
当我们说要复兴某种东西的时候，也就等于说，这种东西在我们看来已经失落或中断。18世纪中叶，华夏文明持久的稳固性为西方的军事入侵所打破，从而成为一种有待被复兴的东西。所谓复兴，就是借助重新强调过往的某个辉煌年代中的某些东西，在当代重建一个可与之等量其观，甚或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伟大时代的行动。换言之，复兴并非恢复，相反它实际上意味着革新，只不过它用以置疑当代的论据往往援引于历史上的经典事例。然而，就过去一百多年来的思想和行动看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路，无论在其开端处，还是在随后的过程中都主要不是从自身的文化渊源中寻求革新的依据，倒是在以“他山之石攻玉”的实践里不断地拒绝祖先们的遗物。
由此，中国的近代史逐渐地呈现出一条不断摒弃“传统”的线索。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外来知识(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与革命实践的结合在争取民族独立的经验中呈现出非凡的力量。在成功事例的鼓舞下，在1949后国际政治关系的紧张现实中，一种独立于“传统”之外的政治、文化理论系统被呼唤出来，并通过对社会实践的不懈指导，逐步地构建新的民族意识，而这样的要求必然得对自古以来从制度到习俗等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做进一步的扫除。文化大革命即是这一要求的极端结果，尽管最后以失败告终，但它无疑已经在事实上几乎“彻底地”摧毁了古老文明的种种遗迹。以至于在那些激进岁月里成长起来的人，会叹息说自己是“缺乏丝毫传统知识训练、缺乏充分历史知识积累”【1】的一代人。这当然是一种反思【2】，今天，在经济、军事等诸多方面日渐强盛的当代中国，再次进行这样的一种反思正显得“恰到好处”。
在反思中，历史成为了反思者反思的对象，而反思者则成为置身历史之外的旁观者。因此，对反思者来说，传统正是这样的一种历史结果：它在某种或某些历史事件中生成，继而在另一些事件中发展、壮大，并随时有可能或者已经为突如其来的事件损害，甚至是摧毁。惟有基于这样的一种历史意识，我们才会在今天设想去复兴一种被认定为已经失落了的“传统”。然而，我们竟真的可以从历史中抽身出来成为一名客观的反思者么?那些所有让我们的反思得以展开的前提难道不是仍旧处于历史的连续性之中么?如果说历史的现实已经将反思者与正在被反思的“传统”拉开了相当的时间距离，那么，那些最初破坏“传统”自身延续性的事件的参与者又怎能完全站在传统的对立面去瓦解传统呢?如果不能，我们便有必要怀疑这种正被重新强调的“传统”是否果真如种种“反思”所描述的那样已经失落，进而怀疑所有为复兴“传统”而做出的构想。
当然，仅仅作为态度的怀疑并不能提供什么具体的价值，它必须在追问的行动中与业已展开的反思实践一道形成新的历史经验。因而，这些追问并不作为一种反思的反思存在，而是与反思一道成为问题。在这些问题一一展开之前，承认我们始终处于诠释学的循环中这一事实至关重要【3】，因为反思的界限正在于否认了自身反对前见的前见，追问的任务恰是要让理解与前见的关系暴露出来，这样做的目的也就不是如反思那样通过否定自身的前见而去争取客观的立场，相反是在承认视域的有限性的前提下，让此在的历史性处境开放出来。
作为存在的传统及其历史性的存在
从逻辑的角度看，传统所具有的极其宽泛的外延意味着它是一个内涵很浅的概念，这一内涵可以描述为：特定社会的历史传承经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传统不是一个由思想、道德、风俗、艺术、制度、习惯等历史性的具体形式按某种可被还原的因果关系联结起来的混合体(尽管所有这些因素事实上就是传统的历史性存在)，而更像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气质与个性，它在每一个历史的交叉路口奉献出选择的决心，随之而来的被期望和不被期望的变化结果则从正反两面强化着传统自身，进而为下一次的抉择做好准备。惟其如此，一个民族才有可能在其不断变迁的历史过程中获得一种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稳固而独特的传统；如若不然，“传统”一词便无法获得其本体论上的意义，而只能作为一种执行双重标准的权力话语被使用。
正因为传统是这样一种超历史性的存在，我们才可以在谈论中华民族的传统时无须特别地指明其由来，毕竟无论老庄、孔孟还是外来的佛教思想都尽在这一传统之中，并且这一以汉文化为正宗的传统也从未因蒙古或女真政权的建立而消亡，相反，正如今天普遍认同的那样，这些曾经的“外族统治”均包含于我们的传统之中；另外，也是在今天所认可的传统中，每一件可被我们引以为豪或奉为经典的事例都无一不是在对前一时代成规的破坏中将自身确立起来的，其中亦不乏外来文化的激励或融合。既然传统是这样一种永远将历史纳入自身的经验，那么我们的传统又岂会在近一百多年的历史过程中丧失怠尽呢?
显然，我们今天满怀的焦虑所针对的并非是传统的内涵，而是种种曾经构成传统之历史性存在的遗迹，即那些历史选择的文明结果。中国社会在1840年开始的一系列突变，源起于外族的入侵，是被迫的，当然也就是屈辱的，谈到这些，往往会令人想起李唐在《采薇图》里流露着的悲情，也让人体会到朱耷绘出“白眼向天”时的愤懑。割辫子，脱长衫；去文言，兴白话；“德先生”、“赛先生”的引入让纲常礼教岌岌可危等等，所有这一切，不得不说是又一次“礼崩乐坏”的真实写照。在今天的反思者看来，所有的这些剧变还不意味着传统的实质性损坏，因为：“‘五四’时期虽然有‘打倒孔家店’、 ‘全盘西化’的声音，可是，那个时候没有人用武力和制度去强迫人们去改变他们的文化信仰，在很多时间与机会里，那些从欧洲回来的激进艺术家仍然舞弄着手中的笔墨在宣纸上作画，而那些坚持传统精神的‘守旧’者仍然有条件保持着他们‘古旧的’优雅，让世界的人们目睹另一种文明的风格与精彩。”【4】这一判断指出了当时被迫变革中的主动性因素，由此可以说它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了传统作为存在的选择性力量，但这种意识仍然显得不太清楚，因为使之感到欣慰的并非传统在历史经验中的自我更新，相反是那些依然固我的传统遗迹。于是，当这种含糊性与反思者所亲历的时代相遇时，便只能是毫不犹豫将传统在历史变迁中的持存否定了【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