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董克俊、尹光中为代表的老一批艺术家尽管没有进入1980年代文化运动的主流历史，但他们作品中特立独行的气质却形成了让人不得不注意的“贵州现象”【24】。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概念，贵州的艺术便有了一个群体形象，它体现着一种“‘野生’的现代性”【25】。如同董克俊曾被一位美国的评论家称之为“原始的现代主义画家”一样，用“野生”来概括贵州的艺术也带有双重含义。其一是指贵州那种“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的自然环境给予艺术家的一种生活经验，这种或许会被指责为片面的“地缘”视角其实正道出了传统的具体历史存在，如果去除了地域差别所带来的民俗差异，“传统”便只能是一个抽象而空洞的概念，恰恰是“地方性知识”为我们提供了理解传统的基础。因为远离中原，贵州生长出一种独特的“传统”，从历史的渊源来看，这种地域性的“传统”又显然正是存在意义上的传统在具体区域的历史性选择的结果。其二，作为历史性结果的贵州艺术又不是一个事实上整一的艺术群体，而是一种生态。正是因为每个贵州艺术家个体上桀骜不驯的气质，才让我们可以用“野生”这样一个形容自由生长的词汇来将他们联系到一起。近年来，以董重为代表的新一代贵州艺术家的作品正在更清楚地将这种个体性呈现出来，而个体性始终是艺术前卫性的基础。
从历史意识的角度而言，今天之所以不再需要那种英雄主义式的前卫艺术，是因为它所针对的革命现实主义一元论的艺术标准已经不复存在；若从效果历史的角度来看，却可以说那种英雄主义式的前卫艺术，或者说革命从来都不被需要。那些作为效果历史的英雄主义式的前卫艺术行动(如“贵阳五青年画展)在今天看来仍有其历史价值，乃是因为他们的不成功(其反面是那些登上封神榜的当代艺术)。因此，当代艺术最有活力的一面总是那些未被认可的、漠视潮流的个体创作行动。这样说即意味着我们应该关注这样的一些艺术，同时，为了不让关注陷入反思的循环(即因关注而使某些作品获得艺术本体论意义上的优先性，进而成为新的独断话语)，我们还必须避免将这种关注建立在历史意识的“发现-肯定-推广”模式之上。
基于效果历史意识，以上对贵州艺术的讨论，并不试图从中归纳某种可代推广的普遍性结论，而是想借这些艺术家来呈现经由艺术去经验当下历史的可能性，这种经验就像是一种谈话，通过谈话一种共同的语言被创造出来【26】。无论这些被创造出来的新的语言是什么，传统始终持存于其中，而新语言的多样性与未知性，让传统成为活的传统，并更多地以一种自我更新的方式在新的历史经验中持存。
结语
我们古老而灿烂的文明或许曾经在某个历史时期里一度失落，但我们的传统却从未丢失过，因而它也无须被找回。事实上，一百六十余年前，“师夷之长技以制夷”(魏源：《海国图志》)命题的提出就已意味着，中国人开始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开阔视域中审视本民族的历史，它正是我们传统中自我更新意识的觉醒；相反，今天那些试图以重温祖先的遗物去重建民族文化的方案，却是让我们的传统再次陷入疲态的自我约束惯性。作为文化中最敏感和活跃的部分，艺术，尤其是当代艺术更应该面对这种惯性，在效果历史意识的视域中展开个体的行动，而不是整体地规划历史的进程。换言之，中国当代艺术的处境——它仍置身于传统的历史性选择之中——应该被自觉到，但它却不应也无须去阐明这种处境，而是以个体的行动去经验这种处境。
2010年6月29日于石屏陶村
注释：
【1】 吕澎：《“溪山清远”仅仅是一个提示》
http:///news-nr.asp?anclassid=20&nclassid=86&id=7102, 2011-4-19
【2】 本文中的“反思”一词首先是在最通常的意义上使用的，指那种通过思主体对自身的思想、心理等方面的检省达到自我修正、自我完善的过程。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基于一种先行的信念，即思想可以排除自身的偏见而成为反思者，否则，用以自我修正和完善的真理性标准便无从谈起。其次，此处所用的“反思”一词亦特指中国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以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为代表的那种对前一时代的批判意识与实践。
【3】 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曾在讨论前见问题时引用了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一段话：“循环不可以被贬低为一种恶性循环，即使被认为是一种可容忍的恶性循环也不行。在这种循环中包藏最原始认识的一种积极的可能性……”，并指出海德格尓所说的并不是对一种理解实践的要求，而是描述那种理解性的解释得以完成的方式(参看《真理与方法》上卷，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著，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7月第一版：344页)。本文所说的“追问”即是指一种在并不回避或否认这种理解性解释的循环的基础上的思考，当然也即意味着承认“追问”本身处于这种循环之中，因而，“追问”是一个让问题呈现自身的过程，而不是如“反思”那样试图对问题寻求一个终极的答案。
【4】 同【1】
【5】 《“溪山清远”仅仅是一个提示》一文中提到：“……我们这一代人，包括他们――70、80年代出生的人――对传统知识的缺乏与无知，不是因为轰轰烈烈的现代化运动导致的，不是因为高科技带来的手段与新工具革除的，相反，是意识形态批判及其相应的制度铲除的结果。”这样一种将某种现实问题归咎于某个时期的某种政治决策的思考方式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在今天这样一个政治气氛已经相对缓和的时代，对那样一段已经为官方史所否定了的作为展开历史反思，不但没有新意，而且也多少显得有些廉价。
【6】 关于这一判断，笔者在《后形而上学时代的艺术本体论》(《艺术时代》2009年第五期)已有过讨论，在此不再累述。
【7】 《“溪山清远”仅仅是一个提示》一文也清楚地指明了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