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下午的采访,范迪安馆长几次说到美术馆的展览,“你们没去看看展览?”“我们的展览还是挺好看的”;采访结束时,他看了下时间,“你看你看,展厅都关门了,你们本来可以看看展览的”;我们离开前,他又叮嘱“以后有好的书法美术展览,一定要来看看”。

作为中国美术馆馆长、中国美协副主席,范迪安的“作品”不少,中国美术馆主办的许多展览由他领衔策划,付出大量学术心力,应算其一,而且是高规格的展览、免费的展览。

很巧。接受采访前,他刚跟靳尚谊、吴长江、潘公凯等美术界人士小聚,所谈正是我们的采访主题: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对美术界的影响,中国美术的国际形象,艺术品拍卖的虚火等等。

“我们文化发展的意义取向更加明确”

记者:六中全会把文化发展提到战略高度,这对美术界有什么具体影响?

范迪安:六中全会的内容十分丰富,其中提出的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和文化惠民,让我最有感受。前者讲的是艺术生产、创作生产,后者讲的是让人民共享文化艺术成果,两者实际上相辅相成。

人们容易把艺术创作生产和社会接受割裂开来看,但我觉得必须把两者联系在一起。社会接受的信息,应该作用于艺术创作;反过来,艺术创作成功与否,应该看它的社会接受度如何。党的十七大以来,特别是六中全会更进一步明确了要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同时要让文化艺术成果为人民所享,这就把两者的关系阐述得更加明确,我们文化发展的意义取向就更加明确了。

近年美术创作生产前所未有地活跃。宽松的外部环境,宽阔的创作自由度,社会变革的丰富现实,为艺术家提供了最好的创作动力。所谓“活跃”,一方面体现在量上,一方面体现在创作的宽阔度上,你可以做主题性创作,去画历史画,你也可以去表现现实中的身边的小事,大弦小调都可以。一个民族的艺术创造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释放。

“现在遇到了文化审美需求的高潮期”

记者:你刚才提到,社会对艺术创作接受的信息应作用于创作,那么,社会接受都传递了哪些信息?

范迪安:文化消费有很多种,有一种是与培养和丰富自己的审美情趣有关系的消费需求。我觉得现在老百姓是有这个需求的。

人们在物质指标之上——不是之后——显现出一个审美的指标来。从宏观角度而言,人们生活在城市里,希望这个城市有家园的感觉,有好的城市规划、有好的建筑,还有好的街区设计,好的公共艺术品,总之,就是要有一个好的文化性环境。从微观角度看,人们生活在自己家里,需要欣赏点艺术品。上世纪80年代,家庭时尚之一是得到一本好挂历,它是印刷品;现在人们可能需要一两张原创作品,即使买不起大家的作品,但也希望是小画家的原作。

在这种情况下,整个社会都热切地希望看到更多更好的艺术作品。这样一来,就为我们的艺术创作生产提供了阔大的需求空间,公众从来没有对美术有这么高的兴趣和关切。

记者:“文化审美”正成为挂在人们嘴边的词,这种需求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范迪安:文化审美,不论中西,它在不同时期都是存在的,但是它会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表现出不同量度的需求。我们现在遇到了文化审美需求的高潮期,审美文化需求处在峰值。

不用进行数据分析,大家都可以感觉到。因为我们就在其中,我们正经历这个时代,从物质的匮乏到物质的富足,从文化生态的单一到今天文化生态的丰富,从艺术审美对象品种的单调到今天无比多的可选择性,我们本身就经历了这个过程。

“站在中国的土壤上感怀中国的现实”

记者:既然文化消费和审美需求处在高峰阶段,那么艺术创作处在什么阶段?

范迪安:前几年我们有两种担心,一种是一直提倡主旋律,好像对多样化重视不够、不太能接受新的艺术观念;另一种是中国美术过度地跟着西方走,跟着西方后现代主义走。因此大家担心,能否创作出代表这个时代中国气象、中国风貌的作品。现在,我觉得这个问题已得到较好解决。

一方面,百花齐放的政策不断得到落实。很多大的艺术家和年轻的艺术家能很好地直面生活,反映生活。在对作品的衡量上,大家眼光也更加鲜明了,不会以新唯新,而是更重视它是不是基于中国土壤上的创造。现在看一件艺术作品,更多地看其是不是站在中国的土壤上感怀中国的现实,又具备宽阔的、具有国际视野的文化艺术的修养。

另一方面,社会接受也越来越多样化。尤其是年轻人的审美趣味越来越丰富,不满足于单一的艺术形式和主题,希望从艺术品创作中看到一种创造力,看到艺术家的想象性和想象力,通过审美活动来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更重要的是激发起一种创造的热情。我们通常讲,好的美术作品在给人以美的愉悦的同时,也滋润、蒙养、熏陶了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