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但是它在你的作品里好像也有一些侧面的积极的影响，或好的一面。你把喇叭装置做得像纪念碑，有点神圣，有一种理想主义的象征意味。

胡：它也是至高无上的。

朱：你对这部分还是持比较认同的态度的？

胡：对，因为这个也是客观地存在那儿，谁也抹不了的。

朱：那个年代留给大家的心理影响可能是双重的，既有理想主义的崇高的一面，又有革命的恐惧的一面。

胡：对，你看，它有理想主义的那一面；就像我父母，从我们记事开始，每天除了工作还是工作，每天六点钟就赶紧往单位跑去上班，天黑才回来，风雨无阻，几十年不变；因为当时受的教育就是人人要有舍小家为大家的奉献精神，要把祖国建设得美丽富饶，让人们和子孙后代都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就这样，都属于献了青春献子孙的一代。

朱：你想通过以喇叭题材传递什么信息呢？

胡：那么多年来，现在反省一下自己，我的一生，基本上就是被各种运动、运动、再运动了的一生；生命很短暂很宝贵呀，一生当中就被这个给耗费了，别的没有。一直都是抱着理想抱着梦想去做，现在看起来，当时许多东西是很荒诞的，但是在那种海啸、龙卷风的年代，你不可能有别的什么东西、想法，所以都是抱着这种梦幻般的幸福感，生活了几十年。

朱：但是你早期好像没有想到用喇叭来做作品，一开始也去过西部画敦煌是吧，后来也画一些表现主义的油画。早期的作品没有出现过红喇叭，为什么经过很多年以后，你又开始重新想起过去的这个记忆？

胡：起因还是1991年，德国邀请我去做个展，在柏林和科隆。我到德国以后呢，我的梦幻世界被打破了，我小时候受的教育是，我们要为理想、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而资本主义国家都是剥削压榨的，喝咖啡会喝黑人的心，资本家把变质发黑的面包给工人们吃；结果到德国以后发现完全两回事，黑面包比白面包还营养还贵。一切都不一样，当时在西柏林，它是高度发达的，汽车相当之多。我在那生活了一年，唯独听到过两次喇叭声；第一次喇叭声是因我鸣的，在中国走路呢都习惯爱怎么走就怎么走，刚去德国，我一只脚在人行道上，一只脚在马路上面站着， 结果那个车开着过来是擦边过地呜喇叭，第一次听到喇叭声，街上所有人的头一律“唰”的回过来看是出什么事了，这个印象太深刻了；第二次听到喇叭声，是有人结婚的时候，把那个小罐头盒挂在汽车尾部，走时“咣、咣、咣、咣”，然后那个喇叭“呜、呜、呜、呜”， 就这样，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德国那段时间，思考和反省了很多问题，自己和自己搏击，像绞肉机一样绞自己、笑自己、骂自己。

朱：在德国的时候又想起以前的那种喇叭记忆？

胡：对，就把这个喇叭的记忆，因为从一个噪声很大、喇叭声很多的地方，突然到了一个相对没声音的地方，巨大的反差对比，就把我的这个“喇叭”给勾出来了。因为我那会一直在思考，我需要一些什么样的元素才能表达我的想法，自己都很困惑，从那会起就对这个喇叭有种较深的印象；1994年以后收集许多高音喇叭，开始创作。

朱：哦，哈哈。

胡：有些喇叭，是到那个废品堆里刨来的。